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以植物为题材的作品也不胜枚举，然而大多数艺术家在表现植物时都喜欢引用其传统上的象征义，比如百合象征着纯洁，向日葵象征着生命力，青松象征着坚韧，菊花象征着君子，剑兰象征着坚强等等。此类引用属于经典，亦逃脱不了恶俗的嫌疑。郑龙的这一组作品成功的避开了传统意义上的植物绘画模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植物世界。
他没有选取那些象征积极意义的植物，而是选取了毒菌、蕨等一系列诡异的植物，这些植物往往来自神秘的热带雨林或非洲沙漠，它们是那些会制造种种陷阱来捕食猎物的食肉植物。在传统的表现手法中，这些植物一定会被表现的异常丑陋与恐怖，让人避之不及。然而在郑龙的画面中，这些植物纷纷脱下了可怕的外衣，变得如此美丽，如此诱人。因为它们炽热的迷人气息，这些猎物才会心甘情愿的落入圈套，正如毒药有了温柔迷人的糖衣，它的诱惑便会显得愈发致命。这组作品也折射出了社会现象，人类一生都在不断被各种欲望刺激，因此也会不停的受到诱惑。郑龙没有将欲望看成是罪恶，而是将其看成一种对美丽的追求。因为这里蕴含着微妙的魅力与诱惑，那么飞蛾扑火就成了理所应当的壮歌。中国人讲求含蓄，因此在表现作品时或多或少会体现出一股禁欲的味道。然而欲望本身是不可回避也不应当抑制的，它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行动的动力，正是由于欲望的驱使，人类才会进化，社会才会发展，历史才会进步。
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说过“对欲望不理解，人就永远不能从桎梏和恐惧中解脱出来。如果你摧毁了你的欲望，可能你也摧毁了你的生活。如果你扭曲它，压制它，你摧毁的可能是非凡之美。”郑龙则通过自己的方式将这种非凡之美彰显，画面中华丽的冷色调与蜿蜒的性感妩媚的线条散发着让人难以抗拒的魅惑气息，植物在他的笔下变得妖娆了，让人为之疯狂不能自已。欲望是人类活动的本源，拿破仑说“人是欲望的产物，生命是欲望的延续。”其实人就是性欲望的产物，用植物来表现性，既在思维上使欲望被自由的释放，又在手法上尊重了中国的含蓄性，有一种态度模糊，不明朗的暧昧感。
中国建立私有制以来，对性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唐朝时期，男女交往自由，但是到了宋中期以后，为了巩固国家的统治，程朱理学开始盛行，“存天理，灭人欲”成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中提倡“男女授受不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性禁锢变得十分严酷，这种态度一直持续着，可以说从宋中期以后，禁欲思想就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活动，直到20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20世纪后期，人们逐渐从封建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改革开放后对性的态度虽然变得开明，但是“性自由”的发展还是受到很多的阻碍。世界性文化也是如此，始终在性开放与性禁锢两级之间徘徊，人类自历史发展以来，就几乎一直在被压迫和剥削的阴影中度过，对性的态度也是如此，人们无法以公正的角度来看待性，而是习惯于将“羞耻”与“罪恶”的色彩涂在“性”上，而“性”本身其实并不罪恶，罪恶的是人内心的虚伪。千百年来，统治阶级不屑于提“性”，而是摆出道学家的面孔，将性斥之为“淫邪”，并且抑制民间的人欲，但这些统治者却在背地里意淫、偷情等等，虚伪的去掩盖和压制性，其实压制的结果只能是病态的加强。
郑龙的作品中，性的意味很浓厚，但我们从中感受不到虚伪、罪恶和羞耻，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美，将性与植物结合起来，暗示一些东西，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本来并不想把自然和自然分开，因此也不想把自然与自己分开。”他的画让我们可以直视性，感受到性是全人类的一种自然需要，它本身是美的，但是社会的影响、熏陶与压制，使得性产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有时是性质上的改变，因此，性可能是最真诚，最美好的，也可能是最虚伪、最丑恶的，如何去权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要看大家的态度了，这也许就是郑龙作品带给我们的启迪。
倪思慧 | 
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