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品市场迎来藏家时代

    上海震旦博物馆总经理赖任辰认为，在中国大陆，企业家做收藏很孤独
      中国的“镀金时代”?NO，“中国藏家时代”。
      成长于传统文化断裂年代，启蒙于全球拍卖场上，腰包鼓了不过十余年的中国富人，能否经由艺术收藏完成自我升华，承担一个阶层对于文化的责任，最终由富而贵?
      盛世玩收藏
      2012年4月2日，香港苏富比春拍的预展上，一队队内地口音的参观者兴致勃勃。这些看上去像旅行团的参观者，几乎都有“专家”陪同，这些“专家”的话题能从一幅画的来历讲到中医养生。“我刚才摸了一下那件龙袍上的珠子，不知道是怎么弄上去的。”一位来自义乌的女老板兴奋地说。如今即便在安徽泾县这样深入中国腹地的小县城，公路边也常能看到“古玩交流”的指示牌，目力所及，不过是最寻常的农家院舍。
      如果没有2009年以来艺术品价格的飙涨，收藏能否如此快速地在中国普及，是个未知数。根据欧洲艺术基金会发布的《2011年国际艺术市场：艺术品交易25年之观察》，2011年，中国以占全球艺术品拍卖和销售总额30%的成绩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与古董市场。
      推动这一切发生的，是几个财富金字塔顶端的富人，但又好像不止于此。自从2009年《十八应真图卷》在保利春拍上拍出1.69亿的第一个亿元天价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一日千里、高潮迭起地进入了“亿元时代”。2011年的嘉德春拍上，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以4.255亿的天价成交，仅次于2010年黄庭坚《砥柱铭》的4.5亿。
      这些承载着中国文化基因的方寸之物，突然爆发出来的财富效应，让很多人为之痴狂。媒体用艳羡的口气，描述一幅画的传奇经历：两年前300万，现在已经6000万;高级理财顾问在向客户们兜售他们的艺术品投资基金;忙着买进卖出的老板们，甚至来不及打开看一眼拍到手的东西，就将它转手卖出。
      “价格上的崛起，并不代表我们在文化上崛起。”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开创者、嘉德拍卖董事长陈东升说。事实上，并不是文化有没有崛起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人谈论文化。触底反弹、板块轮动、价格指数、坐庄……这些股市上“舶来”的名词，被生动而贴切地使用到艺术品市场，其出现频率之高，让人错觉正在谈论的是股票或房产，并非书画古董。至此，上千年来中国文人雅士陶冶性情的书画古玩，变成了聚光灯下、拍卖市场上被财富群体追逐的投资硬通货。资本正像无人管束的野马，肆意攻击着既没有产业完整度、也没有形成文化风范的收藏。
      “都是关于钱，他们不爱艺术。”用美国电影《摇摆画廊》(Boogie Woogie)里这句经典台词，来形容这两年来人心浮动的收藏界，再恰当不过。
      陶醉在拍卖场里的中国富人们，用一种竞赛的方式，向世界展示着他们与艺术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艺术品拍卖是一场混杂着装点门面的虚荣、横刀夺爱的快感以及高额投资回报的金钱游戏。没错，这里才是真正的名利场―中国的财富阶层正在以一种复杂的心态成为高雅艺术品的主人。
      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将艺术品的价格门槛提高到与常人无关的程度后，中国收藏界的“大佬”们也已悉数登场―上海新理益集团董事长刘益谦、新疆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浙江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山西企业家赵心……他们做收藏的动机很复杂：有些人是因为热爱，有些人是因为投资、投机，甚至，泥沙俱下中还有人利用艺术品行贿或者洗钱。最终，有些人开始筹划或已经建立自己的美术馆、博物馆。占有欲之外，他们似乎开始懂得分享。
      历史总有某种相似感。19世纪末，资本主义高速发展、被称为镀金时代的欧洲，也是私人收藏的全盛时期。煤炭、钢铁、棉花等领域取得成功的欧洲企业家(被当时的贵族称为暴发户)开始投入大量金钱进行艺术品的购买，成为了新艺术运动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并成就了一批与以往古老的欧洲皇室收藏完全不同的新一代收藏家。他们的藏品直到现在仍是欧洲许多著名博物馆的核心收藏。
      中国企业家的特殊性在于，这些人大多数在中国传统文化断裂年代成长，在拍卖场完成艺术启蒙。对于只富裕了短短十几年的他们来说，是否能够经由艺术品收藏完成自我的升华，承担一个阶层对于文化的责任，并最终由富而贵?
      又见“中国买家”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2011年5月嘉德春拍上《松柏高立图》以4.255亿成交，都是这个行业的标志性事件。
      2005年，刘益谦以500多万元价格拍得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2010年，刘益谦以1200多万元拍得了这幅画原有的对联;2011年，“合璧”之后的完整作品创造出了天价奇迹，刘益谦在六年时间里净赚3.5亿元。
      巨大的财富效应，在这一轮艺术品热潮中登峰造极。
      “2008年秋拍卖的东西，在今天最差的都翻五倍。”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说，金融危机中的2008年是“最近10年艺术品市场的低点”。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政府四万亿投资、趋紧的房地产调控、通胀预期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大量资金涌入艺术品市场，导致了2009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大爆发。
      “1990年代末徐悲鸿的《九州无事乐耕耘》从郭沫若家中拿出来的时候只有190万，那时候也没有人觉得它是国宝。”一位知情人士说。在2011年的保利秋拍上它以2.668亿元成交。“现在不管多普通的东西，进了某些拍卖公司就值3000万。”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不仅国内，全世界的中国艺术品价格都在飞涨。中国买家进场，是最大的因素。香港苏富比的工作人员回忆，前两年在拍卖中“疯狂举牌”的基本上都是内地买家。“一些明显有瑕疵的瓷器，他们也会出到很疯狂的价格。”
      这就像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艺术品的真伪、优劣显得并不重要，只要有人接手就行。
      拍卖，这种从西方舶来的交易方式，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投机直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追求价格爆发点的销售方式下，现场气氛的刺激，会让部分中国企业家的不成熟、不理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太过了!我看到很多的企业家互相瞧不起、斗气、乱出钱。中国很多企业家拍卖的预算跟实际上出的钱完全不一样，他就要出风头。”艺术品资深投资者马未都说，国外有很完善的艺术品经纪人制度，很多都是委托竞拍，本人不会到场，这样会相对比较理性。但中国的富人们大多喜欢亲自到场。大买家刘益谦是拍卖场里的常客。“他就是喜欢那种横刀夺爱的感觉。”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说。“像港台的很多大藏家，都非常低调。他们一般坐在很隐秘的包厢，如果泄露他们参加竞拍的信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这样会导致别人抬价。大陆的买家都不在乎的。”苏富比的工作人员说。
      “一个1000万的东西，两个中国人一拍就是5000万。在国外可能会拍到2000万，但绝对不会到5000万。”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说，“现在我们钱花得最多，但未必有好东西，人家会笑话你‘二百五’。”他是中国大陆顶级的陶瓷藏家，也是最早参与国际拍卖的中国人。事情到此还没结束，“拍卖之前没有认真地研究艺术品，拍了高价之后觉得不值又不付钱了。”有些人买到艺术品之后立刻又会去找下家，等下家付款后再去拍卖行付款。
      付款问题已成为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一个症结所在，甚至已经影响到中国人的声誉。时过一年，4.255亿的《松柏高立图》的买家至今没有付款。2010年11月，英国班布里奇拍卖行拍出的5.5亿元人民币(约合4300万英镑)清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至今中国买家也没付款。2012年1月18日，苏富比在香港起诉了山东济南女商人任春霞。2011年10月3日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任拍下了吴冠中的《漓江新篁》、《凡尔赛一角》以及赵无极的油画作品《10.1.68》。但事后任春霞只支付了两幅作品的款项，成交价为6100万港元的赵无极油画作品尚未付款。在该案公布的相关证据中，任春霞10月3日拍下的吴冠中作品，10月20日已在山东泰山文交所上市交易。据中国拍卖协会2011年的报告显示，2010年度内408件上千万元成交拍品中，只有237件拍品完成结算，结算率58.09%，其余171件尚未完全结算或未结算，涉及成交额55.55亿元。
      “现在的确出现有些中国买家不付钱的问题。我不想说外国买家和中国买家的区别就是付钱的快慢，但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苏富比亚洲区CEO程寿康说。苏富比是第一家对中国内地买家实行保证金制度的拍卖公司，每次拍卖的高价拍品都会要求买家交纳至少100万港币的保证金。在国外除了伦敦的亚洲艺术周，都没有类似制度。这种保证金制度在内地拍卖行也成了惯例，但在买家欠款方面，内地拍卖行则难以应对。“我们也非常痛恨不付钱的买家，但很少诉诸法律。”董国强说，作为拍卖公司，挣的只是百分之十几的佣金，但律师费是按全额的追讨货款付费，不划算;而且，打官司牵扯精力、伤和气，即使官司打赢了也很难执行。一些买家还想出了这样的招：让他的司机交几十万的保证金，买个几千万的东西。“你跟他的司机怎么打官司?他又没钱。”董国强说，香港的国际拍卖公司为什么能打官司，“他能给你上黑名单，这样你没法入境。很多要去香港做生意的企业家，肯定不方便的嘛。我在北京就是起诉了，这些人照样天天都在别的拍卖行里晃。”
      “现在中国艺术品拍卖已经成了国际笑话。”一位资深业界人士说，一件东西今天拍出了3000万，过几天在另一个地方300万就私下卖了。“每次拍卖还没有开始，国际上就像看笑话一样猜中国一些拍卖公司的成交额：今年80亿?明年100亿?人家感觉中国的拍卖就像是小孩子玩过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