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于传统文化断裂年代，启蒙于全球拍卖场上，腰包鼓了不过十余年的中国富人，能否经由艺术收藏完成自我升华，承担一个阶层对于文化的责任，最终由富而贵? 2012年4月2日，香港苏富比春拍的预展上，一队队内地口音的参观者兴致勃勃。这些看上去像旅行团的参观者，几乎都有“专家”陪同，这些“专家”的话题能从一幅画的来历讲到中医养生。“我刚才摸了一下那件龙袍上的珠子，不知道是怎么弄上去的。”一位来自义乌的女老板兴奋地说。如今即便在安徽泾县这样深入中国腹地的小县城，公路边也常能看到“古玩交流”的指示牌，目力所及，不过是最寻常的农家院舍。 如果没有2009年以来艺术品价格的飙涨，收藏能否如此快速地在中国普及，是个未知数。根据欧洲艺术基金会发布的《2011年国际艺术市场：艺术品交易25年之观察》，2011年，中国以占全球艺术品拍卖和销售总额30%的成绩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与古董市场。 推动这一切发生的，是几个财富金字塔顶端的富人，但又好像不止于此。自从2009年《十八应真图卷》在保利春拍上拍出1.69亿的第一个亿元天价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一日千里、高潮迭起地进入了“亿元时代”。2011年的嘉德春拍上，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以4.255亿的天价成交，仅次于2010年黄庭坚《砥柱铭》的4.5亿。 这些承载着中国文化基因的方寸之物，突然爆发出来的财富效应，让很多人为之痴狂。媒体用艳羡的口气，描述一幅画的传奇经历：两年前300万，现在已经6000万;高级理财顾问在向客户们兜售他们的艺术品投资基金;忙着买进卖出的老板们，甚至来不及打开看一眼拍到手的东西，就将它转手卖出。 “价格上的崛起，并不代表我们在文化上崛起。”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开创者、嘉德拍卖董事长陈东升说。事实上，并不是文化有没有崛起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人谈论文化。触底反弹、板块轮动、价格指数、坐庄……这些股市上“舶来”的名词，被生动而贴切地使用到艺术品市场，其出现频率之高，让人错觉正在谈论的是股票或房产，并非书画古董。至此，上千年来中国文人雅士陶冶性情的书画古玩，变成了聚光灯下、拍卖市场上被财富群体追逐的投资硬通货。资本正像无人管束的野马，肆意攻击着既没有产业完整度、也没有形成文化风范的收藏。 “都是关于钱，他们不爱艺术。”用美国电影《摇摆画廊》(Boogie Woogie)里这句经典台词，来形容这两年来人心浮动的收藏界，再恰当不过。 陶醉在拍卖场里的中国富人们，用一种竞赛的方式，向世界展示着他们与艺术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艺术品拍卖是一场混杂着装点门面的虚荣、横刀夺爱的快感以及高额投资回报的金钱游戏。没错，这里才是真正的名利场—中国的财富阶层正在以一种复杂的心态成为高雅艺术品的主人。 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将艺术品的价格门槛提高到与常人无关的程度后，中国收藏界的“大佬”们也已悉数登场—上海新理益集团董事长刘益谦、新疆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浙江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山西企业家赵心……他们做收藏的动机很复杂：有些人是因为热爱，有些人是因为投资、投机，甚至，泥沙俱下中还有人利用艺术品行贿或者洗钱。最终，有些人开始筹划或已经建立自己的美术馆、博物馆。占有欲之外，他们似乎开始懂得分享。 历史总有某种相似感。19世纪末，资本主义高速发展、被称为镀金时代的欧洲，也是私人收藏的全盛时期。煤炭、钢铁、棉花等领域取得成功的欧洲企业家(被当时的贵族称为暴发户)开始投入大量金钱进行艺术品的购买，成为了新艺术运动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并成就了一批与以往古老的欧洲皇室收藏完全不同的新一代收藏家。他们的藏品直到现在仍是欧洲许多著名博物馆的核心收藏。 中国企业家的特殊性在于，这些人大多数在中国传统文化断裂年代成长，在拍卖场完成艺术启蒙。对于只富裕了短短十几年的他们来说，是否能够经由艺术品收藏完成自我的升华，承担一个阶层对于文化的责任，并最终由富而贵? 失“范儿”的收藏家 虽然中国已经有一支庞大的收藏大军，但在采访这个行业的各色人物时，却没人说得出中国有谁能真正称得上是“大收藏家”。 “传统意义上的概念最低的标准就是一代人不卖，卖的话可能是下一代人的事情。现在很多所谓收藏家就是个商人，买来很快就卖了，这不能算收藏家。”马未都说。包铭山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才30多年，富了也就最近十几年，“再富20年、30年看看?” 上海长乐集团董事长李建忠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收藏家。1980年代，他凭兴趣开始收藏各种老物件。在他古色古香的1872会所(由其所收藏的清朝的一所徽派民居改造)，记者见到了第一代“爱迪生”老唱机，样式古朴大方的第一代西门子冰箱，明代的石狮子。1990年代，他开始收藏字画。“收藏实际上是很享受过程的。”李回忆说，拍卖前要参加预展，会约很多行家、朋友一起去看，大家一起交流字画的背景、艺术家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判断真伪。“到手也好，失去也好，都很享受的。因为你记忆里有这样一段。到手的会自己慢慢把玩，不到手的会一直惦记着它。” 像李建忠这么有“古典范儿”的收藏，已很少见。现在他有不少身价不菲的朋友都在做收藏，“都是派手下的一个经理去参加拍卖，回来拿个清单看一眼是什么就收起来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藏品品质很有问题，“东西是收了一屋子，就是用我的水准去看，觉得很多是有问题的。” 几年前，李建忠就很少参加艺术品拍卖了。“1990年代很好的字画也就几十万，现在动不动就是千万，你还怎么买?”每一次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化，以及艺术品价格的上涨，都会带来参与人群结构的变化。 1990年代，活跃在中国收藏市场的，主要是港台商人。“因为价格便宜，他们是一车一车地买。”董国强说，江浙一带做实业的企业和很多做股票的人也是主要买家。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使得一批海外买家销声匿迹。从1997年到2002年，艺术品市场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价格和每年成交额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这几年买家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内地的买家逐渐取代海外的买家，成为主力。”董国强说，很多房地产富豪都是那个时候进入市场的。“2003年‘非典’之后，艺术品价格突然爆发，与买家的结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从2005年起，马未都感觉到自己在拍卖市场已经“玩不转、买不起了”。资本对于艺术品市场的影响在2009年形成一道不可逆转的分水岭。2009年保利春拍，刘益谦1.69亿拍得的《十八应真图卷》，直接把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带进“亿元”时代。高品质的收藏彻底地成为财富金字塔顶上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就像是鲨鱼和鲸鱼们在海面上把猎物分了，海鸥盘旋着下来拣点剩下的。”马未都说，很多像他这样的人都成了“海鸥”。 就像刘益谦制造的一个又一个亿元天价一样，他注定会成为这个行业最有标志性、最有争议的人物。2011年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让刘成为艺术品投资的代表人物。“所有的人都只关注我卖出，不关注我还在买进。”刘说。就在卖出两天之后，他花费8000多万拍到陈逸飞的代表作《踱步》，此后又花费一亿买入宋代一幅书法作品。刘益谦的解释是，“今后的收藏会更倾向于古代和当代的作品。” “现在很难用一个简单的东西，来表达我是投资、投机还是收藏。”刘益谦说。他的这种状态在做收藏的企业家中很有代表性。富裕起来之后装点门面、投资投机获利、主动喜欢或者后来忍不住喜欢，都是这些企业家做收藏的动机。“基本上我们这代企业家，在文化上都是缺失的。”刘益谦说。成长中经历过“文革”，30年前从一穷二白开始起步，“这30年企业家的精力都放在企业的发展上面，说句不好听的，主要在逐利。大部分人，包括我，都不知道逐利的目的在哪里。” 自从1994年参加了嘉德的第一次拍卖之后，刘益谦就和艺术品市场结下不解之缘。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刘益谦积累的藏品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其中有多件国宝级的艺术珍品。仅2009、2010年，他在艺术品投资市场就砸下20亿元资金：2009年投入近13亿元，拍品囊括了拍卖成交额前十大艺术品中的四件，包括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等珍贵的艺术品;2010年，在拍场投入近七亿，其中以3.08亿拍得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刘益谦的夫人王薇是油画市场最大的买家之一，曾有人戏称，“一旦王薇停止购买，价格立刻就会下降。” 艺术品市场像刘益谦这样的大买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上海民申企业集团董事长郑见明是其中之一。他和刘益谦背景相似，以做股票起家，涉及很多投资领域。郑为人低调，很少露面，主要委托上海天衡拍卖公司老板陈郁帮忙竞拍。新疆广汇集团也是大买家，主要收藏从1900年到1990年代的10位重要的近现代画家的作品。但从2010年开始，刘益谦也感觉到市场里面“下手狠的越来越多”。 马未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乃至华人圈子里最一流的富豪都不做收藏，做收藏的都是二流的。”他讲了1996年的一件往事：李嘉诚在马未都的家里看中了一副明代的、用象牙做的象棋，市价四万，马未都主动打了六折，李嘉诚依旧砍价。“最后我说可以送给您，但是价格不能再低了。他才买走了。”另外一位华人首富郭台铭，和李嘉诚一样零零碎碎地买过一些艺术品。“台湾的富豪圈子都笑他只忙着赚钱。”而首富频出的互联网新贵，几乎没人做收藏。“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没兴趣。”而在国外，做收藏的都是一流的富豪。马未都第一次在美国西雅图博物馆见到比尔·盖茨的继母时大吃一惊，“金发碧眼，一口流利的中文，70年代在台湾学的中文，是中国陶瓷方面的专家。”西雅图博物馆因为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 “公平讲，这不能怪中国的企业家。”上海震旦博物馆总经理赖任辰认为，这些国外企业家从小就看博物馆、美术馆长大的，本来就有这个素养。而且国外有很完整的艺术品交易机制，上中下游的机制也是完整的，得到的信息比较全面。“所以当一个有钱人要做这件事情，很快就有专家来协助他。”赖任辰说，在中国，“企业家就算要收藏其实也是很孤单的。” 事实上，企业家做收藏不但孤单，而且需要胆量。一般人根本不敢涉足，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欺诈、深不见底的市场，一张画就能让人倾家荡产。但这又是一个“没有骗子就不存在的市场”，且古今中外都如此。“北京有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弄个四合院，专门骗企业家。行话叫‘杀猪的’。”一位收藏界人士说。1990年代，新疆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因为在假画上吃过亏，才想到请业界知名的行家包铭山帮忙打理。刘益谦见过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也有钱，但就是要推荐你买假画。为什么呢?就是一种骗人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