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泠的大兵团战略不同，在发挥古代书画长项基础上，力求门类齐全，浙江中小型拍卖行在门类设置上相对简单，更加集中在书画方面，书画的比例占去85%以上，而他们推出的艺术品价格区间基本都在几万到几百万之间，对于个人投资、企业投资和收藏者来说都是比较能接受的价位。 收藏“文脉”的延续 “浙江收藏主线就是‘文’。”收藏家、雅昌艺术网网友曙光说，西冷拍卖即是抓住“文脉”在国内众多艺术品拍卖中异军突起，成为江南乃至中国最为重要的“文人品”拍卖。书画、文房、金石、庭院赏石等，构成了浙江和杭州“文脉”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块拳握大小的很不起眼压纸石，拍出了90余万的价格，原因就是这块小石头是吴昌硕使用过的。” “浙江收藏市场是跟文脉相接的过程，”收藏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张捷说，“当下跟以往传统的收藏领域的地域性有一种相类似的契合点，基本上在杭州、嘉兴、湖州、宁波、台州这一块，收藏的一类是源于浙江的传统，从原始的文明到所谓西湖文化，很多文人在西湖有故事，因此收藏也就带有一些文化地域性，比如王羲之与兰亭的关系，林和靖与放鹤亭的关系，每一个文人背后都跟地域有某种相连接的东西。” 同时作为画家与藏家，张捷的收藏已经有相当的积累，“以前很早我没有考大学之前在台州，也是区域性的，因为浦华就是在那边生活十几年，就买了一些，甚至很便宜，但是没有很多的眼界。” 随着拍卖行业兴起，张捷的收藏也逐渐形成系统，在他看来一场拍卖可能比一个大型全国美展更有意义，古代和近现代书画都已经是不可再生资源，“在拍场上虽然鱼龙混杂，但是去那边练眼力有这么多的选择余地，我基本在拍卖行里边做，以前是收近现代，后来因为资金缺乏，靠自己一笔一笔画起来资金远远不够，把近现代出让，现在舍近求远，要追古画。”张捷的古画收藏以明清为主，还有少量的宋画，陆俨少先生曾让大家不要学自己的画，声称自己的师父是宋元，“你们直接学宋原就跟我平起平坐”，“所以我是抱着以文养文学习的态度认知笔墨，认知古代传统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边进入的少之又少，因为要具备很多的胆识跟眼力，有可能这种文化就从你身边擦肩而过，也有可能你就会捡到一个大漏了。”他直言不讳，现在不可能捡漏了，这几年积累明清为主，慢慢把近现代替换到古代，近现代保留一些扇面，“可玩儿的小册页、团扇，陆俨少、关良、弘一、任伯年都有，就是放一些小件，基本上大件是放起来。” 张捷第一次参加拍卖就在西泠，主要盯着古代部分，西泠第一次拍卖时，有一件很小的八大山人，“就这么小，在二楼的犄角旮旯里边，不起眼，是八大山人写的白居易的两首诗，将近二百字左右。”当时张捷打算买，结果被朋友说成发疯了，那张书法作品到四十多万的时候，张捷还要继续举，“人家把我牌子都摁了，买它干吗?我到现在还后悔，这张东西一直没出来，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应该2000年左右。后来我几次追八大小信札一点点都是上百万，买不着了。”每年几家大拍卖行的图录出来，张捷都会把古代抽取出来，认真地去细读它，甚至对对印章什么的，“气息很重要，有一些明眼人看东西，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气息，所以一般这种东西很微妙，鉴定的东西说徐半尺、谢稚柳，南北两个大家对鉴定要长期的一种对笔墨的认知，对每个朝代的纸张、卷书辨别能力需要一定的经验，所以又不是科学的东西，不是拿仪器去看，这种太重要了，要多看，甚至画家习惯的用笔，里边用的纸张，明代的纸张，明代要用水印泥，齐白石就是油印泥，如果不是油印泥大部分是假的。” “一旦文人藏家碰到企业藏家就很苦恼，两者相碰的时候，你争不过他。在拍场有一些人就大一口，好几个就是这样的，他不举坐在那边，志在必得，看这张东西特别有人抢最后一口是他，而且他买了，偏偏是好东西，你就非常痛苦，因为他比你有钱，你没有办法。”张捷笑言，企业藏家的进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浙江收藏的格局，很多年轻人甚至像操盘手一样卖作品。随着浙商的发展，企业藏家成为与文人藏家比肩的重要力量，而在购买力上，前者无疑更有优势。 藏宝于商 杭州位于浙北城市圈的核心，向北是嘉兴和湖州，向东则是宁波和绍兴，向南是义乌，都是浙商聚集的城市。随着浙商的发展，逐渐成为艺术品市场上日益强大的购买力。 曙光也告诉记者，2004年1月至2004年5月，浙江博物馆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浙江民间珍藏大展。这次大展充分体现了浙江和杭州民间收藏的水平，共展出珍品247件，分陶瓷、青铜、杂项、书画等四个内容。其中珍稀精品众多，包括高古以及宋、明永宣、清康雍乾至清末瓷器103件;夏商周至清代青铜和铜器40件，杂项64件，元代至现代书画40件;其品级之高，藏品之精，传世之稀，均为国内民间收藏之罕见。之后，浙江博物馆陆续推出浙江和杭州民间收藏专题大展，有竹雕、铜镜等等。 徐其明的“徐龙集团”位于慈溪市，单从集团的办公场所，恐怕很难想象这是民企五百强企业，一年的营业额达到六七十亿元，据说全世界每十条鳗鱼就有一条是徐龙养殖的。从改革开放初，徐其明就开始经商，90年代做鳗鱼等水产的进出口贸易。做了三十几年，从单一制到股份制，再到产供销一体化，87年、88年就开始成规模，水产、加工、养殖，是第一批国家级农牧企业之一。“与改革开放同步，在流通领域87年已经在很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分销系统，那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运输飞机，我有飞机是比较早的。”徐其明告诉雅昌艺术网记者。2011年3月26日，国博曾专门举办精品瓷器展，136件作品中徐其明拿出95件，这也是国家博物馆首次和私人藏家联合举办展览。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徐其明偶尔逛慈溪当地的古玩市场。他曾与几家大型水产企业成立“鳗鱼联合体”，当时中国的鳗鱼出口就占到世界出口总量的60%，一次几个企业家在广东中山开会，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先生与他们聊起，“费孝通先生访问我们那里的时候，跟我们聊起企业文化，现在还没有什么人重视，尤其是古董艺术品这些，‘你有这些兴趣爱好，可以加大这个力度，对企业、国家民族都是很重要的，随着时间的积累会有很大的收获’。”在费老的鼓励下，徐其明开始专注收藏。 他第一次收藏是在山东省文物商店，1996年，那里有一张紫檀的桌子，“他们缺一笔装空调的钱，我也听说是宫廷流出来的，1963年他们买的，当时没人要。我三十万买下来。起点比较高，一开始就接触皇家宫廷艺术品，一些业内的专家、拍卖行也就开始接触，我不喜欢飞机，觉得这个比飞机好。” 2000年左右，徐其明开始接触到蘇富比，2001年到香港参加拍卖，此后大多在国际拍卖行中竞买。2003年在纽约买了三四件，“有明代永宣的葡萄罐、梅瓶，当时美国当地还报道有一个中国人来买这些东西，只看到几个中国的行家，很少有中国的藏家。当时永宣的只有五六件，元代的一个损坏的瓶子，当时都拍了五百多万美金，被一家美国的基金会拍卖走了。” 十年前他结识著名鉴赏家耿宝昌先生，给他在收藏方面很多指导，而在竞拍时，徐其明保持着典型的浙商式理性，“浙江的氛围比较好，因为资金的问题。浙江的民营企业都比较理性，艺术品一个要挑高精尖，一个要挑不能太热门的，你看我的藏品很少有别人已经炒得很高，我去跟风的。不是粉彩高了就炒粉彩，斗彩高了炒斗彩。这对100多万美金，这是用于祭天的礼器。我买元青花的时候，才三四百万人民币，要买得早。”早期收藏的时候，中国人进入国际市场的还很少，徐其明记得很多重要的拍品他只叫了一口就落槌了。 2003年，放过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在香港一件成化的高足杯，底价300万到500万，从300万争到1000万，我在980万的时候停止，至今想起仍然他略有些遗憾。“国际上的藏家在到达一个价位的时候，就会偏向于保守。”徐其明主要是从国外的拍卖行竞拍，在拍卖习惯上，也有自己的价值衡量，“好东西争几口总有，但是一个东西一千万，到50%，我可能会争到1500万，但是翻四倍五倍，没有。” “我买东西都是比较理性的，对我公司影响不大，一年的预算从五六千万到一个亿，现在只会买一些锦上添花的，补充我的系列。”为了避免运输中的税务问题，他还特地在香港开了一间仓库，十年左右的积累，让徐其明拥有270多件重要藏品，他的藏品集中在官窑器，“为什么我要收皇家的藏品，明清两代有系统性、有一定的量，积聚了皇家所拥有的艺术性、价值性，雅俗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