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浩如烟海、堆积如山的画册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怎样画×××”的技法工具类“画谱”，主要原因是“市场大”“好卖”。这种画册的顾客主要是日益壮大的中老年书画爱好者群体。其中虽不乏优秀之作，但大多数是“好为人师者”为了“过把瘾”的粗制滥造，或以赢利赚钱为目的的“鸡肋式准垃圾”。我的老伴就是一个具体例子。她连续上了几届老年大学的绘画班，家里像《怎样画牡丹》《怎样画梅兰竹菊》《怎样画老虎》之类的画册资料一大堆，内容重复雷同，根本看不过来。全国有多少家老年大学？仅此一个群体，估计画册拥有量即可达天文数字。
　　
　　崔伟：随着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人们手上都宽裕点了，自我表现的意识和欲望更强了，像过去大家都想有辆车一样，如今大家都想出本书，这种需求不能说不应该。现在出版作品集太多，而且容易，确实也与艺术界缺乏敬畏之心有很大的关系。一般的书画家都觉得自己很牛，看不上别人的东西，自己写的画的最好，愿意花钱不断地出画册。
　　
　　过去，对文化人来说，著书、出书是非常慎重的事。画册的泛滥，除了出版、印刷的便利，出书的心态是不是也大不一样了？
　　
　　吴建明：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谢稚柳先生一辈，他们写的书和画册都很薄，只卖3毛钱、5毛钱，但书里面的学术含量很高，印量很大，影响了很多人。现在一些人虽然“著作等身”，但在文化层面和学术层面是没法与过去的老先生相比的。大家出书不再像前辈那样慎重，现在几乎变成了单一数量上的积累。有人两年或一年就要出一本画册，他不管这本画册里面有没有阶段性的成果，有没有学术的深度。
　　
　　因为名家有话语权，在做展览的时候，就会体现在所邀请的领导的地位，还有他的画册的精致程度上。这里的“精致”是指技术层面的，而不是学术层面的，是用艺术本体以外的东西来装饰学术的，我认为这起到了很不好的导向作用，大家就会跟风、攀比——只要手上有钱，谁都可以那样做，失去了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对出版物的敬畏之心。
　　
　　李珂：上世纪60年代之前，必须超一流的古今画家才有资格出版个人作品集。市面上的工具书也只有于非闇的《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钱松喦的《砚边点滴》等几本薄薄的小册子。再往上回顾，清末民初时期全国仅有《石竹斋画谱》《芥子园画谱》等极少出版物，但那个时代却造就出众多大师泰斗级画家，现在画册资料汗牛充栋，大师却凤毛麟角，千呼万唤难以出现……以上事实雄辩地证明，画册资料数量的多少，跟书画界的整体水平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更不成正比。
　　
　　崔伟：从作者的角度讲，出画册是他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比如这个画册代表我40岁的水平，我50岁可能比40岁画得好，但是我40岁就不可以出书了吗？当然，出版社在把关上应该严一些，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出版社，也要承担服务的功能，不能要求每个作者都写得像启功先生那么好。
　　
　　据我了解，画册出版有几种情况：一是正规出版社有经费支持的，比如某领导出作品集，水平不论，厚厚的几大本，应该是有出版经费的。一是正规出版社出版，但是买书号或者自费出版。还有是以香港等地的出版社名义出版的，或者没有出版社，只是印成一本集子。
　　
　　崔伟：书画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版物，一类是印刷品。出版物是有书号的，普通印刷品一般来讲没有书号，不需要审批，不公开发行，自己找印刷厂就可以印。
　　
　　出版物又分为正规的出版物和非法出版物。前者是通过正规出版社出的，后者书号都是假的，是盗用出版社的名义。有不少机构用香港的书号出画册，严格说也不合法，因为用香港书号印的出版物，如果说流到境内，是需要走很多进出口程序的。很多书画家对自身要求不高，觉得印一本集子就行，是不是正规出版物，好像并不在乎。这种出版物中常常错别字一大堆，印刷质量也很低劣。
　　
　　正规出版物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出版社自主开发的本版书，一类是现在很流行的合作出版的书。书画家个人，美协、书协等机构，包括地方政府搞活动，需要出书，就找出版社谈合作，这类合作有“私人定制”的成分。这和买卖书号还不是一回事，买卖书号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以荣宝斋出版社来说，我们对书号的控制是比较严的，不会说光给合作方一个号，编辑、制版、印刷的每个环节也都有控制。出版社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一个书号上。有些人找来说我给你几万块钱，你给我弄个书号，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出版社的不尊重。
　　
　　有些出版社因为经济压力比较大，而合作出书能带来可观的收入，久而久之就有了依赖性，甚至主动出击，让编辑打电话四处约稿，对作者的要求自然也就放低了。我感觉这对于出版社来说是非常掉价的事，出那些低水平的书画家的册子，是对出版社人力、书号资源的浪费，不利于出版社的良性发展。
　　
　　李珂：据我所知，出版印刷单位为了保证经济效益，画册的印刷数量都是有下限的。作者虽然无奈，也必须掏够钱、印够数。结果无非是助长浪费、加重污染。现在“非正规出版印刷单位”已经“遍地开花”，基本处于无监管状态，粗制滥造的“垃圾画册”大多来源于这些小作坊。
　　
　　由于出版市场的无序竞争，选题重复、出版重复势所难免，“搭车”“堵车”“撞车”频频出现，比如各种名目的“大红袍”“名家系列”。这背后大概是利益驱动吧？
　　
　　崔伟：出版社选题跟风、撞车的现象，好多年来就存在。像炒股一样，一看这个股涨大家都去了。我认为，最好的调控手段还是市场调控。出版社以前是计划经济，出什么书都要上报。现在只要不违法，出版社自身有一定的出版权，愿意出什么就出。至于浪费与否，在国家层面只是一种呼吁，还得靠市场自身调控。比如说，这类画册出的多，卖不出去，下次肯定就小心了，吃一堑长一智吧。推出哪些图书选题，事先要多方调研，有时候要知难而退，要出就出有自己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