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梁 赵喦 八达春游图 绢本设色 161.9×10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沈斌（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 沈慧（三江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
 

   美术与体育虽然是不同的文化形式，但在中国传统的建筑、器物与国画艺术之中，无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早在原始社会的彩陶和青铜艺术中，就出现了描写体育文化的装饰形象。如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的陶器上，就有先人运用古朴的线条描绘的“联臂踏歌”的情形；在甘肃人面鱼纹彩陶盆上，形象地描绘了《诗经》所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的景象。在战国的《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上，也出现了抽象有序的射箭和游泳、划船、搏斗等运动画面与简洁有序的原始节奏。而在汉代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强盛，艺术活动得到空前的丰富。在大量的建筑中出现了斗牛、棋类等体育运动的画像砖与画像石。特别从唐代开始，中国传统的绘画变得成熟起来，同时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成为其中一种重要的表现内容，并且体现了天人合一艺术精神的表现风格。
 
   雄浑优美的唐、宋韵味
 
   唐代的宫廷体育、美术与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狩猎、马球、舞马之术、武艺，到养生、下棋的体育运动，在皇帝的热衷下，全国上下掀起了热潮。
 
   马球，是李唐历代皇帝闲暇之余最为喜爱的体育活动。据记载，马球当是源自于波斯的“波罹球”，后来经由西域的吐蕃人传入长安地区。由于马球需“骑马以杖击之”，所以唐人称之为“打球”或者“击鞠”。陕西干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的“马球图”、“狩猎图”、“仪卫图”等壁画的场景开阔，生动地记录了唐代流行的马上体育项目。其中“马球图”重点描绘了马球比赛的情景：20余奔马在山峦间奔跑追逐、往来腾挪、紧张热烈，其中5名球手紧张争夺的瞬间成为画家着重描绘的重点：最前的一人乘枣红马、持曲棍球杖、作反身击球状，后随4人各持杖纵马迎击。在他们的后面，大队人马正蜂拥而来。画面构图疏密有致、动中有静，具有强烈的运动节奏感。
 
   周昉的《内人双陆图》不同于画像石《仙人六博》的张扬，采取平铺的方式描绘了静态竟技的情景。聚心会神对坐行棋的盛装贵族妇女围聚在长长的横幅中心，周围围绕着疏密不一的女伴近亲、侍婢应候。卷首与卷尾中的宫女均作回首顾盼的姿态，将通卷的人物活动收拢归一，形成了高低起伏不一的节奏感，体现了饱满、变化的韵味。特别是在色彩的辅佐下，展示出纱罗和肌肤的质感，传达出柔和、恬静的美感。既是贵族妇女养尊处优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唐代审美观念的反映。
 

唐 马球图（章怀太子李贤墓） 局部 229×688cm 壁画

 
   由于宋代重文轻武，改变了唐代许多激烈对抗项目的原有规则，成为讲究技巧的游戏表演。围棋运动因为宋代皇帝与文人士大夫的造诣很深，加上他们的学识和社会地位，其深刻性、系统性、全面性和影响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样宋代绘画中的体育形式，几个人之间的蹴鞠、捶丸、下棋的技巧游戏成为表现的重点。
 
   由宋代宫廷名画家苏汉臣所绘、元代画家钱选所临摹的《宋太祖蹴鞠图》，表现了宋太祖匡胤与其弟宋太宗在娴熟地踢球的情景。画中开国功勋大臣赵普、楚昭辅、党进、石守信四人围观宋太祖匡胤和宋太宗蹴鞠表演，形成向心收敛的趋势。具有韵味的精细线条、刻画出宋太祖匡胤娴熟的技巧，好似让我们看到了他用足、头、肩、臀、胸、腹、膝各个部位接、抛、滚、送自如的精彩表演，球高飞落下、旋转于周身，令人叫绝。
 
   宋代画家李嵩绘制的一幅《金池夺标图》，则展现了北宋京城汴京（今开封市）清明节，在金明池组织龙舟竞渡的场景与画面。画面苑墙围绕，池中筑十字平台。台上建圆形殿宇，有拱桥通达左岸。左岸建有彩楼、水殿，下端牌楼上额书“琼林苑”三字。池岸四周桃红柳绿，间有凉亭、船坞、殿阁，池岸曲折变化，丰富了金池的累积式构图的表现。竞渡争标之日， 岸上百姓万数，各色旗帜迎风飘扬，水殿四周彩伞环绕， 伞下坐着百官及其家眷。水中龙船层楼高阁，“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头尾鳞鬣，皆雕镂金饰”。龙船两侧各有小龙舟五艘，每艘约有十人并排划桨，船头一人持旗，船上“各设旗鼓铜锣”。大小龙船的排列由右向左、整齐有序，加强了横向的趋势。远处池面上的小船与之呼应，别具韵味；画面左侧和下侧的苑墙内外，万人微小如蚁、比例恰当、姿态各异、神情生动、熙来攘往。宁静的构图中呈现出生命的动感，蕴藏着宋代文化的韵味。
 
   在五代宋代宫廷和文人的绘画中，表现下围棋的绘画很多。五代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描绘了五代南唐中主李璟的宫廷行乐生活。画面表现了在摆设精美的室内，四位身份高贵的男子位于棋桌前的情景。作者以“颤笔描”绘制图中人物的衣纹质感，并准确地勾勒出静态下观棋者与弈棋者不同的神态变化，他们有的催促落子、有的举棋不定、有的观棋不语。四人身后屏风上绘着有白居易“偶眠”诗意的绘画，表现与主体相似的情景。
 
   明代画家仇英临摹宋人画册中描写3人在屏风前下围棋的画面，围聚的棋手将目光集聚在棋子上，浅色衣褶的线条向外展开，运笔轻重缓急变化带有着性格的神采。屏风上的松树和桌子上的琴和僮仆形成弧线，围绕着棋手形成有疏密层次的构图。此外在莫高窟、榆林窟五代壁画中，在山水画中出现了大量的对弈图，如郑思肖的《烂柯图》、李公麟的《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卷》和《山居对弈图》、《洛阳耆英会》、《十八学士图轴》、《荷亭对弈图》等，都体现了宋代绘画诗化的意境和文人情感表达的诉求。
 
   丰富多彩的明、清形式
 
   明代表现皇帝贵族和文人、美人下围棋的绘画同样很多。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用手卷的形式描述初春时节宫闱之中的日常琐事：人物皆唐以来衣饰，取名汉宫。全画构景繁复，用笔清劲而赋色妍雅，林木、奇石与华丽的宫阙穿插掩映，铺陈出宛如仙境般的瑰丽景象。后妃、宫娥、皇子、太监、画师115人，个个衣着鲜丽、姿态各异地进行琴棋书画、鉴古、莳花等文人式的休闲活动，极为生动。
 
   英国维多利亚·阿尔贝蒂博物院所藏的明代绘画《马球图》，描写了四名球手围绕在一起紧张争夺马球的瞬间。图中运用游丝描、铁线描线条刻画了马、人一体的动态，体现了清新自然的画风，同样具有明代绘画的特点。
 
   在明代绘制了大量表现逃离人世、遁迹山林的文人隐士坐隐的山水画，这是道家所崇尚隐者风范。写意的山水画讲究神似而非形似，就在这似与不似之间，让人们得以展开想象的空间，得到深刻的启示。明代张以宁的《烂柯山图》、徐渭的《人物图》、《野外弈棋图》、张路杂的《商山四皓图》、仇英的《竹院品古》、文征明的《东园图卷》、周臣的《松窗对弈图》、沈周的《观弈图》、钱谷的《竹亭对棋图》、尤求的《东山报捷图》、陈洪绶的《高隐图卷》、《华山五老图卷 》及《水阁会棋图》、榆林窟第32窟北壁《维摩诘经变弈棋图》等，展现围棋与那高山、流水、云雨、松窗、松溪、水阁、竹亭中，二高士全神贯注对弈的悠闲雅淡意境。在山水画之中到处都有围棋的影子，到处都有参悟的玄机，蕴涵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人生如棋、有进有退，棋如人生、胜负寻常，闲敲棋子、一局千载。
 
   清廷宫廷画家张为帮、姚文翰等人所绘的《冰嬉图》，展示了清代宫廷内盛大的滑冰表演场面，将其中维妙维肖的多彩姿态描绘得淋漓尽致。冰嬉者由八旗将士和内务府上三旗官兵组成，他们都是一身戎装，做各种项目的精彩表演。参加表演的千余人被分成两队：一队领队穿红马褂，队员穿红背心；另一队领队穿黄马褂，队员穿黄背心。队员背上分别按旗籍插着正黄、正红、正蓝、正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等小旗，膝部裹着皮护膝，脚穿装有冰刀的皮靴，在晶莹的冰场上形成漩涡状列队，沿一米宽的冰道做滑行表演。其中表现主要有四种形式：其一是速度滑冰：主要比赛滑行的快慢。其二是花样滑冰：具有杂技表演性质，如飞叉、弄幡、耍刀、使棒等等，其花样姿势主要有金鸡独立、哪叱闹海、鹞子翻身、大蝎子等，动作优美、技艺娴熟。其三是射球：冰场上悬挂天球的地方，设有旗门三座，高高悬挂着彩穗的天球，队员们在滑行中张弓射球。他们千姿百态，各展雄风，包括凤凰展翅、果老骑驴、燕子戏水、金鸡独立等。其四是冰上球戏：除在冰上踢球之外，还有抛球。倾向于写实的造型记录了丰富的体育技巧，体现了新时代的审美风格。
 
   清代传承了传统的文化风格，同样出现了大量表现仕女和文人围棋对弈的绘画。如清代喻兰的《仕女清娱图册 自弈》、丁光鹏的《烂柯仙迹图》、钱慧安的《仕女对弈图清》、袁江的《水阁对弈图》、颜峄的《江楼对弈图轴》、任熊的《姚燮诗意图册》、任颐的《野外弈棋图》、任熊的《弈棋图》、郑岱的《对弈图轴》、陈枚的《仕女围棋图》、焦秉贞的《美人弈棋图》、苏六朋的《东山报捷图》、朱鹤年的《香山九老图》、吴锡珪的《仕女图》等。
 
   由上可见，中国传统国画无论是用笔细致工整、结构严谨、刻画细致入微的宫廷工笔画，还是笔墨简练、概括，注重情感抒发的文人写意画，无不以一曲曲音乐般的视觉旋律，描写出充满着生命韵律的体育运动，凸显具有中国艺术精神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