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当代一位别开生面的艺术家，段建伟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几乎只专注于绘画这一件事。尽管他的创作发端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与声势浩大的“85 美术新潮”运动同步，但他并未追随宏大而喧嚣的波普潮流。当许多同行醉心于新观念以及新材料的实验，迷恋于艺术担当社会政治功能的宣言时，他始终如一，忠实于自己内心纯粹而真实的看法，独自步上了一条孤寂的绘画之路。

 

    段建伟的创作与他的生活经历密切关联，却并没有因此陷入情景重现的写实泥淖。与之相反，他的绘画进入了一种由个人化的自觉性转向形而上化的创作路径。这个过程得益于中国传统艺术中石窟造像和壁画带来的启示，以及他对于文艺复兴早期大师们的深入钻研——尤其是中世纪宗教美术中对人物造像的神圣化、崇高化、永恒化的处理方式，确立了段建伟作品中超越世俗化的现实层面，既凸显了不同于西方以及中国本土绘画的异质性，也呈现出艺术家及其作品中内敛、广博和纯净的精神特质。

 

    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完美结合，让段建伟具备了当代艺术家中鲜见的历史意识。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感觉到时间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既能感觉到绘画艺术传承的整体存在，也能觉察到带有段建伟标识基因的新注入。它们形成了一个共生同存的体系，传递着与这个时代特征相符，却更为复杂的观看方式和更多样的语义。尤为重要的是，段建伟的世界性眼光与民族性结合的创作方法和态度，或许为中国当代艺术日益收窄的绘画之门，给出某种拓展可能的提示。正如 T·S·艾略特所说，历史意识同时会使一个艺术家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的当代价值。

   一直以来， 人物是段建伟绘画中的主要对象。 准确地说，他的人物就是那些构成乡土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在以往众多的创作中，农民的形象很容易被过度化渲染，艺术家通常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在看待这个阶层，要么高大上地颂扬，要么居高临下地怜悯。而段建伟的创作态度似乎介于这两者之间，甚至就像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以平和对等的眼光去打量着身边的人与事：劳作，憩息，喜怒哀乐，甚至无可名状的苦恼。对农民世俗化的日常生活的描摹，事实上也是艺术家展现了同样栖居在大地上的其他人的普遍性行为。农民既是农民，又是他人，也是艺术家本人。万物皆有灵性，与其说段建伟在画农民，不如说是对生命本质的感悟与赞美。他对人性内在的、深邃的探究和关注，让他的作品重现了本雅明所说的“在机械复制时代凋萎的灵晕”。

 

   具备灵晕的作品正如一个拥有灵魂的人，总会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不那么冷漠。这也是优秀艺术品理应具备的品质。段建伟的作品总是让人感受到艺术家倾注其中的灵魂和温度，经他之笔创造的那些人物，仿佛在作品完成后能觉察到自身的存在，内心的满足和感恩洋溢于表。好作品向来如此：它不仅独立行走在这个世界， 同时还会传递和分享艺术家赋予它的一切，带领我们共同踏上艺术的温暖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