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当谭雷鸣在岳麓山下的一间小屋里孤独而又执着的研习他的水墨人物时，也许他不会想到，中国的艺术在以后的若干年，会变得如此喧闹繁杂，如此焦躁不安。很多艺术家在巨大的市场泡沫中迷失了方向。或许，众多的艺术图式填补了大众审美的需求，众多的艺术收藏也满足了艺术家的金钱欲望，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只是，真实的艺术是什么，这个艺术家最应当思考面对的问题，却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这期间的日子，谭雷鸣却如处于闹市的隐者，教书、求学、结婚、生子，他的生活极其单纯，十多年后，唯一的不同是他已远离故乡，扎根生长在南京这处六朝古都的文化土壤之中。

   
我与小谭挚好，不免叙旧，当年同窗之时，他便好学善学，悟性极高，而为人又极执着，故他的水墨作品，沿袭了学院的写生技巧，又溶入了自身对水墨的真实体验，这种体验得自于他长时间浸淫水墨，对水墨品性的把握，以及他近乎完美的对于笔和宣纸接触而产生的手感。艺术家很多时候是随着一种气韵在心中完成他的作品，内心的成熟往往能促成作品如山泉般流出，轻巧而自然。

   
也许是一种天生的对于悲怆的难舍情怀，谭雷鸣对于平民尤其是农民付予了太多个人主义的想象。其实，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往往会让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刻苦铭心，而在谭雷鸣心中，他的精神指向一直是把自身还原到最质朴的人群中去，从而体验生活的厚重。如果把谭雷鸣定位于一个人物画家，那显然是不准确的，他的水墨作品更多的是在思考人与生存空间的种种关系，透露出艺术家隐隐的忧郁，亦弥漫着一种温柔的人文关怀。

   
当然，解读一件艺术作品，尤其是水墨作品，除了看艺术家作品中所透析出的创作意义，同时也应关注艺术家的绘画语言。绘画语言和作品内容的相互兼容以及绘画语言的独特性，才能使一件作品具有思想和视觉上的独立品质。

   
与很多嬗变的艺术家不同，谭雷鸣的绘画语言已经成为了水墨中的独特个案，具有了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表达方式。也许可以从他的导师周京新那里找到他语言的脉络，但他个人的手法已经非常清晰。在以农民为题材的《青纱帐》”和《消息树》系列中，他几乎全部用线布满了画面的主体，浓淡、长短、粗细、虚实，不同的墨线自由穿插游走，而局部湿漉漉的水气，又给画面烘托出整体的气韵，使得线条的使用张弛有度、疏密得当。黑白的对抗与交织，浅墨淡墨的从中协调，让观者感觉画面如一局妙趣的棋局，既有行云流水，又有紧密收敛，水墨之道被谭雷鸣体悟得游刃有余。而关于人物的造型问题，随着他坚实的写实功力所带来的作画时心理的放松，自然就迎刃而解了，这时画中的墨线也许消解了人物的外形，却凸显出一种极具张力的秩序之美。

   
而在近期以女性为题材的《仙林》系列中，我们又会发现随着主题思想的不同，谭雷鸣在笔墨语言的处理上又作了很大的调整，仿佛是换了一种表情，换了一种心情在讲一个关于都市的，关于女人的不清晰的情节。显然笔墨变得极温柔，手法变得缓慢，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精微、繁琐，并有意弱化了人物的外轮廓线。太湖石的复杂形状掩映在更为复杂的花丛中，又在花丛树丛中衬托出同样复杂的女人身穿花裙的淡淡身影，难道女人真有这么复杂吗？而再看画中每个女人的表情，低垂双目中看不到精神，只是透过每个女人的嘴角和疏懒柔弱的身肢，再现了如民国女子般的多愁善感……也许是江浙女子柔化了湖南伢子的内心，谭雷鸣此时变得敏感起来，他的笔墨回收之大，当真体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生命之美、生命之轻在谭雷鸣的画中变得模糊……我想，随着年龄的增长，谭雷鸣已经将自身从繁杂喧闹的现世中抽出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思考和关注他身边的人和事物，由此，他的水墨也显得更加当代。

   
我与小谭相识二十年，青春将逝，水墨的孤独之感油然而生，如我们般钟情水墨的艺术家，总是以一种执着的方式坚守着水墨的精神，或许从中我们得到了太多，却因自身的修为而感受不到他的博大，谭雷鸣的水墨实践与探索，也许正是沿着一条准确的道路在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