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正伦

            
   对朱雷刚书法的印象始于我的错觉，那就是我曾多次将他创作的书法作品看成了中国水墨画。正是这种错觉加深了我对朱雷刚艺术的印象，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正是在这种错觉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一直困扰中国书法艺术的传统与当代、本土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由书法引发的东方书写艺术的当代性境遇。这种当代性境遇包括书法艺术、汉字艺术、水墨艺术、国画艺术、综合材料艺术等系列艺术样式与大草图引发的东方书写艺术之间的内在其文化差异与艺术张力。

透过朱雷刚在《大草图计划》的作品探索，从材料到技法，从书法到绘画，从中国画到油画，再到雕塑和建筑，我们从中可以引发更为广泛的学术思考，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我们赖以习惯的书法艺术包藏着更为核心的演变和当代性的转化，那就是一种更为本土化、东方化、当代化的艺术踪迹：大草图，东方书写性艺术的当代指向。

《大草图计划》背后的书写差异和由此引发的视觉文化差异，我们会认识到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朱雷刚。那就是：（1）如何将本土意义上的中国书法艺术提升到当代书写性艺术的视觉语境上来，（2）如何将源自于中国的当代书写性艺术直接置入到当代世界性的艺术语境之中。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构成了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公案，谁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探索来了结这桩艺术公案，但似乎谁都无法真正由此深入半步。朱雷刚《大草图计划》的探索意义正好表现于此：一是将源自于中国的传统书法通过自己探索性的努力使之显现为带着中国本土文化气质的当代书写性艺术，二是将中国当代书写性艺术提升到当代世界艺术的语境中来。不仅如此，最具有标志性的探索就在于朱雷刚将这二者之间的转换与融合达到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视觉纯度。这种视觉纯度的呈现方式和文化向度传达出一种特定的东方视觉智慧和东方书写文化的本源性气质。

事实上，中国当代书法艺术陷入的困境是多方面的，最为主要的则是源于一种极为简单的嫁接性创新。从事汉字艺术的一件事情就是力图将中国书法艺术纳入到西方当代艺术的观念谱系之中，似乎非要把中国书法变成西方当代艺术的追随者不可，以此为荣，甚至以为这是书法艺术创新的唯一尺度。似乎当代书法的创新途径就是在画面上硬性地植入一些中国汉字文化的视觉元素，或者在宣纸上简单地泼洒一些水墨材料。客观地讲，这样的艺术创新，笔者不会有任何正面的期待，事实上也不会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新，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将中国书法艺术变成成不伦不类的东西。朱雷刚的探索最令人感动的地方就在于绕过了这种惯常的创新模式，或者说他在一种全新的书写方式改变了书法艺术的当代性路径。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书写方式的革命让朱雷刚突破了传统书法如何向现代书法转化的固有藩篱，也由此成就了朱雷刚的当代东方的书写性艺术。

朱雷刚的《大草图计划》包含着《新草计划》、《图文计划》、《逃山计划》、《家书计划》、《种树计划》、《采撷计划》、《信笔计划》等7个系列计划。这7个书写计划不是简单的分类标签，它们确实有着鲜明的创作路标，呈现出各自鲜明的艺术面貌，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书法的书体样式，全然展现出当代性书写的艺术面貌。但就整体审美价值取向而言，朱雷刚《大草图计划》与中国书法艺术的精神传统保持着根源性的联系，一种纯粹的当代东方艺术气象。虽然这些书法创作都有不同的面貌，但基本的出发点却是一样的，即以一种独特的东方书写来突破中国书法的固有程式。这种书写性的不懈追求一直贯穿在朱雷刚《大草图计划》之中，甚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朱雷刚的艺术人生中。他始终回避了既有的书法创作模式，全身心地通过自己独立的当代书写方式来接近自己的艺术境界，所以他的作品总是显现出纯净的书写性品质，一种东方神秘主义独有的艺术形象。

朱雷刚是一位有着神秘主义气质的书法家，这种神秘主义气质并不简单地表现为刻意的故作神秘，而是出自一种创造上所面临的困惑，即在中国书法的传统技法与当代书写性之间所面临的纠葛。或许正是为解开这一纠葛的死结，朱雷刚找到由这种纠葛延展出来的书写性线索。创新的死结即在这种纠葛的线索之中，而解开这种神秘主义的钥匙也在这同一延展的书写性线索之中，属于东方独特的书写性智慧。这种书写性智慧正好成为朱雷刚《大草图计划》创作的艺术之源。

对中国当代艺术理解越深，在书法技法上的功底越深，在试图超越这个传统的时候就越可能走一条折中的道路，朱雷刚的情况也是如此，但他有独特的视角。这种独特的视角不是推动书法家去一味地改造某种技法程式本身。诸如将中国书法的笔墨技法、现代书法的流行图式，或者将笔墨换成绘画颜料，将宣纸换成画布，或者反过来进行简单的置换。这些都曾一度影响到朱雷刚的创作，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朱雷刚最终没有走入这种固化的创新模式之中，而是让所有的这些书法材料、书法技法、书法程式一并地服从自己的精神选择，并且将这种精神的当代性取向放在首位。这种精神取向的文化核心正是东方神秘主义的直觉智慧。更进一步地说，这种神秘主义的智慧反映在朱雷刚的书法艺术上，就以十分强烈的方式体现出东方文化的形象特征。以《大草图计划》为例，朱雷刚一反书法界的流行做法——要么仅仅玩味传统书法的书体游戏，要么用西方当代艺术来剪裁中国书法艺术。朱雷刚绕过了这种流行的创作模式，将所有的创作方式建立在当代书写性的创作计划之中，将每一种创作计划建立在刚性的指标体系之中，每一种书写计划的实施都有着独立的创作轨迹，而不是简单地混淆疆界。每一种创作计划都必将在艺术家的书写性活动中达成当代性指向，这是朱雷刚《大草图计划》所要一直追求的目标，此外别无他求。

在朱雷刚看来，某件书法作品的好坏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就是艺术家能够不断地呈现出自己此时此刻的书写轨迹，此时此刻的视觉形象。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在书法上特别注重中国水墨材料和现代综合材料的材料差异，迫使各种材料在在当代书写性语境中去呈现这种差别，我必须借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展现我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和呈现自己此刻的心中景象。”什么是艺术家的真实感受，什么又是此刻的心中景象，这一点对朱雷刚来说是复杂的；究竟是对视觉艺术的形式感受还是对生活智慧的视觉传达，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但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侧重，总的发展趋势是从对书法的形式技巧的单纯追逐向有着东方神秘主义美学意蕴的当代书写性指向转化，呈现出越来越具有东方文化精神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