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此次展览中三位艺术家不同维度的水墨实验，罗一平介绍说：参展艺术家左正尧用传统的笔墨语言营造出蕴含观念性的水墨图示，其作品充盈着浓淡墨迹的抒写、直立个体的叠加组合，给人以铺天盖地之感、力不可挡之势。作品对女性问题的呈现夹杂着殖民主义、身份问题、话语权问题甚至都市文化、消费文化等一系列社会与文化问题，从而揭示出社会内部整体的不合理性，并试图寻找改善此问题的合法性途径。相对于左正尧，刘庆和的作品更进一步地分解了传统的笔墨意味，并有意识地把描绘的重心放在对现实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上。艺术家从水墨的材料特点出发，通过笔墨意象表现出都市文化下人类的失落感，及其生活状态的荒谬与无奈。左正尧与刘庆和作品中严肃的主题，在武艺的作品中被各种荒诞不经的事物并置所代替。轻松淡雅的画中流露出含情脉脉的乐趣，传统水墨的意境轻而易举且直截了当地被更换为雅致的趣味性。三个艺术案例中看似简单的转变，实则都蕴含着艺术家对传统丰厚的认识以及对当下文化境遇的理解。
专访
左正尧：水墨精神最能代表中国文化身份
信息时报：罗一平馆长介绍说，虽然只是三位参展艺术家之一，但您实际上承担了展览整体设计与布置的许多工作。之前罗馆长介绍了三位艺术家艺术风格中的明显差异，那么在你看来，三位参展艺术家的作品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左正尧：一个最明显的共性是我们都在画人。罗一平馆长曾经谈过，在21世纪的水墨画中，人物画相对比较尴尬，我与罗一平馆长一直都在商讨着这样的一个整个项目的课题。我们曾经很完整地作了一个展览是在马来西亚的国家美术馆，就是关于“重构纸墨维度的空间关系”。那么这一次这个展览是罗一平馆长主持策划的，主要是在我和中央美术学院两位艺术家之间来将我们的一些艺术实践与这个水墨拓展的空间关系做一些尽可能的延伸和一些实验性的探索。那么我们主要的关注点是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纸本水墨作品自身的维度的空间关系，到底它的延展性有多宽。第二个就是纸本水墨作品作为当代艺术的一种展示形式，它的维度关系和它的空间关系。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去解读当代纸本水墨的拓展之后的语言元素。
还有一个联系，是我刚刚才发现的：同样在画人，我画的是人物的近景，刘庆和画的是人物的中景，武艺画面中的则是人物的远景。三个人的作品呈现出这样一种非刻意的层次性，这是我们在策展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信息时报：您刚才谈到了纸本水墨作品展示中的维度与空间关系，那么具体到在这次展览中，您个人的作品与广东美术馆这个特定的展示空间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左正尧：这次我的作品都是按照展厅空间来特别做的，《水墨下的蛋》中那上百件画作悬挂的高低，彼此之间的相对关系，都是我反复思考过的。展览中还有我的另一些作品，将纸本水墨当中的人物元素用镀锌铁和陶艺装置的形式来进行展开，在另一间展厅中，我设计黯淡的整体照明，而把大厅正中央的镀锌铁作品放置于点状光源下，造成特别的视觉感受。作品上方垂悬的缆索，也是考虑到展厅空间而设计的。
信息时报：《水墨下的蛋》中，每一幅画不仅画幅的尺寸一样，而且人物的神情动作也很相似，这些画面全都是年轻女性，她们“摩肩接踵”地挤在一起，这是您对现代社会关系的一种理解吗？
左正尧：近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复杂性可以被还原为重复又单一的模式，我想回到原点，从建构到解构，打破二元对立的场，在极多的语言中去表现简约的理念。我用微距式的女性特写代表“一”的单元，又以全景式的壁画效果展示单元的叠加和重复，用这样的过程去描述泥土中生长出来的生命厚度。画面中的这些女性人挤人，似乎距离很近，但是边界清晰。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心灵更近？我们生活在什么状态下面？我们要什么样的艺术、什么样的学术、什么样的当代？这都是我思考的问题。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这些画作不是有所摹本的肖像画，而是彼此相似。传统山水画往往就不是画真实的山水人物，而是从约定的“程式”中创作。这里体现的是您对传统水墨中意象的符号性的继承吗？
左正尧：不是这样的。我生活在美院，每天见到最多的就是年轻的女性形象，白天有教学任务，只能在晚上创作，所以每一幅画尺寸都不能大，也不是都有模特。美术批评家王林曾经说我的创作表达了男性对女性与生俱来的兴趣和与时俱进的困惑，和对女性意识自我重建的期待，重返母体崇拜，我是深以为然的。
信息时报：您曾经说，纸本水墨和陶瓷这两种媒材，最能代表中国文化身份。
左正尧：现在人们经常说“水墨的没落”，其实在重新梳理之后你会发现，许多其他形式的艺术有时也在回到纸本水墨的媒介。纸本水墨和陶瓷，在国际上最能代表我们的文化身份。我们说水墨，不光是说纸本水墨这种媒介，这里我把陶瓷放进来一起说，是因为它与纸本水墨一样体现着一种水墨精神。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这样一种水墨精神下的生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