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什么，怎么画”，其实就是题材与技法的选择。这个问题都曾萦绕在每一个画者的脑海中。初学画画之时，总有人告诉我，不知道怎么画就去看看别人怎么画，学习技法似乎是画者必经之路。但会画画并不是每位画者学画的最终目标，最终要落实的是——画什么。世间万物，题材种类也纷繁众多，好的题材往往是决定作品是否引起人共鸣的第一步。寻找适合自己、自己喜欢的题材，是一种类似在河滩中寻找玛瑙的过程，太过艰辛。也有很多美丽的石头，可一旦拿到自己手中，离开了水，反而不喜欢了。待到最终确立了题材，那么技法——怎么画，这个问题又会出现。那么题材和技法到底孰轻孰重？

徜徉在美国东、西部大大小小的美术馆、艺术馆中，无数艺术名家的作品冲击着我的视觉神经，令我为之感动和折服。个性鲜明的技法和题材在他们的作品中相互扶持，构成他们作品的真实。这些名家作品，或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或具有自己独特的真切体会和精准表达，或轻歌曼舞，或如重锤一般直扣心弦，令人动容。纵然艺术史学家把画作大体分类为诸如：静物、花卉、人物肖像、历史题材、神话题材、风景……可同一题材下，仍有千百种不同的情绪；而同种情绪也可通过不同题材来展现。如同样是静物画，夏尔丹和梵高的画面传达出的情绪就差别很大。

题材和技法的选择，并不存在先后顺序，也不存在谁依附于谁的关系。创作的成功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此种关系，使题材和技法服务于表达画者本身，传达画者本身的显性情绪和隐形情绪。也就象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这本书中写得那样：“艺术也好，自然也罢，都不会像镜子一样平滑、冰冷。艺术反应的自然总反映着艺术家本人的内心，本人的嗜好、本人的乐趣、从而反映了他的心境。”显性情绪是指艺术家知道或明确要表达的意向，且最后呈现出的情绪。比如新古典主义的雅克•路易•大卫的《马拉之死》。隐形情绪则是指艺术家本身并不自知的，隐藏于画中的个人嗜好与乐趣。比如印象派的德加的舞女。

在美期间，我的创作也无时无刻不在徘徊于此种选择之中。

记得刚来美国时，因为语言问题，内心深处无比抑郁、烦闷，惶惶不可终日。当时的院子里开满了花，一丛丛，一片片，灿然明媚，犹如一块白布逐渐在心中展现，似乎让我找到一丝平静。这种平静的气氛又被团团色彩包裹，艳丽且宁静。于是，家中熟悉的物品逐渐浮现在脑海里：午后茶水飘溢的香气，画案上泛着光色的笔洗，透明的玻璃缸中灵动的鱼儿……还有那些花儿。因此花卉系列自然而然的出现在脑海中，怀着对故土生活的思念，我开始在画面中构建家中美丽的后花园。花卉多是纷繁复杂的，干笔湿笔结合，画面中出现的侧面桌子，是一块平衡感极强重色块，对整体起到了平衡的作用，且可以使画面产生焦点。桌面上有几尊茶杯，或者鱼缸，不似西方绘画中的写实，而是采用了简单且象征性的笔触，与花卉的处理形成呼应。鱼缸中灵动绯红的小鱼，是画面中最为动感的形象。一鱼、一花，一画案，清茶一杯，也许这便是中国文人心中崇高的境界吧！在异域文化中特别思念家乡可能是一个人的本能吧！此时这种文化特殊性显得更为突出。这些是潜藏在画中的隐形情绪，使我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文化对我的影响，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浸染，早已入得骨髓。我常常在创作过程中，醉心于每一笔点、润、提、擦，笔尖流转间，似乎已经感觉不到中西绘画在材料上的差别，有的只是留存在画纸上的呼吸，顿觉舒畅，而“怎么画”这个事也逐渐让我抛掷脑后。对画面最后呈现效果的期待似乎变得像是寻宝一般，不停的比较，或舍或留。诚然，我使用的材料是西式材料，但却是在绘制心中的中国艺术。虽然是寻常的题材，我却在《心境》系列和《花语》系列中潜藏了对家乡的思念。

《青春》系列、《我是猫》系列题材也相对简单，画面选择了不常见的圆形构图，以及运用了中国水墨的晕染效果，整体色彩偏灰，使画面有种写意感，局部使用亮色，与整体的灰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且画中无论人物和猫都展现着一种舒展的情绪。因为这部分画大多是在我基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节奏之后才创作的，心境的改变，让画面的情绪也活泼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近年底，我的心情渐渐也有了些许变化。这里不同国内，即便华人再多，也抑制不了家庭团圆与思乡的情感，绘画的思绪也开始回归到自我，重点放在了自身——女性、母子。这是个陈旧的话题。但艺术的题材往往是这样的——它并不会限制你的自由拓展，毕竟艺术是自私的，题材只是一种媒介，一种借由此形象帮我们传达情绪的媒介，也因为题材的陈旧，所以也说明它是最经典的，最能感动人心的。我对母子题材的关注多因思念产生，同时，我也借由此对自己走过的每一步进行了梳理。这些画中的人物多来源于自己的照片和回忆，但从画面上是看不出我个人的形象痕迹。灵感来源于生活，却也是高于生活。我借由照片的媒介，激发了自己的思念，创作自己心中的形象。分别讲述了女人的不同阶段——恋爱、结婚、怀孕、哺乳、与孩子嬉戏……这样的题材很多画家都创作过，如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的《生命之舞》，描绘女性从少女-恋爱-老妪的变化状态。蒙克同样对女性具有极强的悲悯心，可我的画面与他截然相反，他塑造的女性沉重，悲凉。我的《花影》系列作品中却始终笼罩着恬静、舒适的气氛。《花影-甜蜜》中，画面在斑驳的花影下、跳动的阳光中、强烈的色彩对比之下显得宁静、温暖，描绘的都是幸福时刻，怀孕的女人放松、安静的斜倚在花藤下、温暖的黄色笼罩的腹部及面部，有一种神圣的气氛。

同一社会性题材下，相对于男性艺术家，女性艺术家似乎力度不够。但在特定的题材范围内，比如母子题材，女性艺术家却有很强的话语权。《花影》系列我选择了女性最为擅长的题材，也许这是因为男性画家侧重关注社会、文化等厚重问题，而女性更偏重于自我认知，对母性的认同感。另外，男女视角不同造成了画面传达问题的不同。印象派艺术家马奈于1874年创作的“Boating”和卡萨特于1893年创作的“The Boating Party”，同样是描绘懵懂的一对恋人泛舟湖上。两人都属于印象主义，即便技法相似，构图相似，题材一致，甚至画面主色调也相似，但因其绘画的视角不同，画面效果千差万别。卡萨特的画面是女性为中心，洋溢着母性的光环，温暖安静，画面中最亮眼的色彩是抱着孩子的亮粉色女性，而马奈画中视觉中心是男性，画面居中的白色是男性形象，女性是画面中的暗色，属于附属地位。我的这组系列则是站在女性的个人角度，描绘的是私人花园，非常隐秘的角落。

这个《花影》系列的构思及创作非常顺畅。这些女性多是呈现一种悠闲，舒适的姿态。人物面部刻画精致，与背景和前景中的花草形成了对比，背景色中没有采用西画中的景深感，而是采用平涂的手法，平面化了图像。《花影-休憩》中，淡淡的亲子，淡淡的思念溢出纸面。《花影》系列每张画人物目光都是面向画外，但没有与看画的人进行交流，所以画面中的女性更像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正是这种独享自我小世界的满足，是画中人物情绪表达更为舒适。也许这是我要的隐形情绪吧。《花影-待嫁》中，斑驳的光影中，女孩子羞涩之情跃然纸上，背景中花卉开始逐渐变成色块，深浅相依。我的创作没有描述重大的题材，也没有把社会责任放在很重的位置，很常见的题材，很普通的场景，只是表达自己最满足的时刻，毫无戒备的状态，也没有为技法而技法，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状态。

题材也好，技法也罢，只为情绪表达服务。在美期间的创作更让我坚定了这一认识。寻找最能感动自己的瞬间，想办法表达出来，让别人也能感受到你的情绪，这便是绘画的最佳状态。某种意义上讲，绘画兴许是更高级的，可以超越语言的无障碍的沟通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