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淋
1973 出生于天津
2003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摄影与数码媒体高研班
1992--2010 从事空中乘务员工作
现居天津
 
主要展览
2018 中国当代摄影四十年1976—2018
2018 “十方”三影堂摄影奖十周年特展
2017 第二届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获提名奖
2017 大理国际双年展获最佳摄影提名
2015 日本大地艺术节联展
2015 法国多维尔摄影艺术节
2013 西班牙毕尔巴鄂摄影节
2013 瑞士Alt. + 1000 Festival de photographie
2013 法国图卢兹的女性摄影节
2013 “流浪的郁金香”王淋个展,比及画廊。上海,中国
2012 法国文化部在柬埔寨举办的金边摄影节
2012 2012年度第四届三影堂摄影奖联展,并获得资生堂女性摄影师奖
2011 平遥国际摄影节《空姐故事》个展,并获得大展“优秀摄影师奖”
2011 “百年印象回顾展—下”联展
2010 “天上地下”王淋个展,映画廊,北京,中国
2008 “对话,2008,影像中国”联展,映画廊,北京,中国
2007 “鱼之欲语”个展,上河画廊,北京,中国
2007 “写影,写意”个展,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2006 平遥国际摄影节“写影,写意”联展
2005 平遥国际摄影节“碰撞,交融”联展
2002 上海国际双年展学生展区“都市营造”
2002 平遥国际摄影节“十只镜头的聚合”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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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姐拍空姐>>

包  包

 
她既是拍摄者,也是被拍摄者中的一员。
 
1992年,十九岁的王淋从体校毕业,成了一名空中小姐。
 
按母亲调侃的说法,她是经过了“皇帝选妃”式的选拔和培训。那一年,天津的新华航空公司招选空姐,上千名女孩参选,一轮轮筛选下来,最终只录取了九名。然后是为期两个半月、十几门功课的密集培训。在整个过程中,这几名千挑百选、身高不低于一米六二、不高于一米六八的女孩,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优雅的女人:学会化一个端庄靓丽的妆容,懂得保养皮肤;为了能在乘客面前展现出高雅得体的身姿和礼仪,她们被要求头上顶书、嘴里咬一支铅笔的同时保持迷人又恰当的微笑,走路时摆臂不能超过特定幅度,即便蹲下来捡东西,动作和姿态也有规定;迎客时双手该如何交叠于腹部,给旅客指明座位方向又该以何种角度挥动手势;给旅客倒水,要拿握杯子的下三分之一……连体重也有严格要求,即使是被成功招录,在此后的飞行生涯中,每个人的体重都必须始终保持在标准范围之内,一旦超标就要停飞,直到通过减肥再次达标。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符合人们对空姐这一群体的想象。自从现代工业文明催生并普及了飞机这种伟大发明,人类可以装进这个金属空间在天空翱翔,空姐便开始以天使般的形象出现。她们穿裹着精心设计的制服,给了这种冰冷的庞然大物一副温婉可人的面孔。
 
不过,自2005年起,王淋拿起相机,开始有意识地纪录空乘生活,她拍下的那些纪实影像,却大大冲击了人们的这种常规想象。
 
就在她凭感觉拍了两年多的时候,有人给她推荐了一位专业摄影师拍的一组空乘影像,画面很美,并委婉地建议她也应该照着这种路子去拍。但王淋不愿意,“我想拍得更真实。”她也看过一位瑞士女摄影师拍的空姐纪实,据说这组照片还在瑞士国家博物馆展出过。而她,拍得与他们截然不同。
 
一个飞行了15年、仅在空中的时间就超过一万三千小时的空姐,她看到的空乘生活,当然有别于其他拍摄者。王淋纪录下来的,不是作为“一道靓丽风景”出现在航站楼或机舱内的空姐形象,她是把这些照片当作一部“影像日记”,以摁快门的方式来纪录自己的日常生活。
在她从上万张影像里最终挑出的那些照片中,你很少看到职业性的微笑和优雅身姿,反而是在执行飞行任务的间隙,或是在后舱偷空玩手机、打闹嬉笑,或是在机上洗手间整理妆容,或是狼吞虎咽一碗方便面,或是疲累极了,把身体蜷缩起来,横躺在客舱座位上小睡片刻。有时碰上航班延误,画面中就是她们在候机厅百无聊赖打发时间的情景。
 
就比如有一次,在珠海机场,王淋和同事们直到深夜依然在等待延误的航班,一位同事无聊地抱膝蹲在地上,蹲得如此之深,以致制服上装往上缩,而下装往下褪,裸露出光溜溜的一截腰背。这画面让她心中一动,当即摁下了快门。
 
还有许多时候,画面中的人物根本不穿制服,而是穿着各式各样的睡衣出现,有时甚至只穿贴身的内衣,还有干脆光着身子的。这类照片大多取景于空姐们的宿舍。王淋所在的航空公司规定,空乘在执行飞行任务的前一天晚上,必须入住机场旁边的宿舍。于是,她的照片中便有了飞行前或飞行后在宿舍的种种生活场景。
 
这些“闺房”似乎比大学女生宿舍还要杂乱。每人配备的铁皮衣柜看来是不够用的,画面中到处挂满衣物,制服、内衣、毛巾,挂门后、挂床头、挂窗边、搭蚊帐上,甚至洗好的内裤就吊在飞行时随身携带的旅行箱的拉杆上。再加上各种洗漱用品、日常用品、方便食品,还有床上女孩家喜爱的绒毛玩具之类,拮据的空间塞得满满当当、琳琅满目。
 
对她们来说,床的功能是多样的:睡觉,打牌,贴面膜,聊天,练瑜珈;在宿舍里用电饭煲偷偷煮些简单的食物,然后用一次性纸杯装着坐在床上吃,边吃还边看一只小电视。那些让旅客们赏心悦目的妆容,也往往是在床上完成的,她们就那么盘腿坐着,对着一面小镜子,描眉画眼涂唇抹腮红。
 
正是从宿舍出发,王淋和同事们去执行每一次飞行任务。她们很可能凌晨四五点就开始梳洗,打扮得端庄得体,收拾好随身的旅行箱,在里面备齐两条围裙、两双丝袜、化妆包、一本飞行手册、一本广播词、手电筒、针线包、飞行执照、登机牌和健康证。执行完飞行任务,常常半夜或深夜才拖着疲惫极了的身体回到宿舍,匆匆盥洗后睡下。
 
王淋的空乘生活往往要比其他同事更辛苦,因为别人可以短暂休整放松的时刻,她恰恰需要端起相机开始拍摄。无论是上机飞行,还是待在宿舍,即便跟同事外出逛街,王淋都随身带着相机,然后“在有感觉的时候摁快门”。
 
“我可能不像专门拍纪实的摄影师那样有技巧,”王淋自我评价说,“但我的照片够真实。我们的真实生活就是这样的。”
 
一位资深媒体人看过她的这部“影像日记”后,认为她“有拍照的直觉”。而她也有着任何一位哪怕贴身跟拍的纪实摄影师都难以具备的优势——她既是拍摄者,也是被拍摄者中的一员。
 
起初,看见王淋端起相机,那些漂亮的同事们就会习惯性摆好pose,冲着她的镜头露出笑脸。王淋只好跟她们解释:“这可是纪实摄影,不要冲我笑啊。”那什么是纪实摄影?她就特意带上专业的画册去公司让她们翻看。渐渐的,当她再掏出相机,同事们就对她的镜头“无视”了,该干嘛干嘛。当然,王淋也会请同事们看看她拍下的有关她们的纪实影像,不过,相较而言,这些女孩似乎更喜欢王淋有时为她们拍的各种pose照。
 
如果不是与被拍摄对象朝夕相处,很难想象能拍到这样的画面:有一次,王淋到隔壁宿舍串门,正好看见有位同事飞行回来,还在抱着被子酣睡,几乎全身裸露向里侧卧着。王淋心想,这曲线多美。于是从女孩背后抓拍了一张“大尺度”照片。
 
作为一名资深空姐,姐妹们几乎都比她小,也都信任她。她的这组空姐纪实影像后来贴到网上,却遭到盗用和曲解,被冠以“空姐辛酸私密照”甚至“情色”之类的耸人之语。她当时供职的航空公司认为此事影响恶劣,先是于2010年9月将她停飞,后不再与她续约。但王淋说,这些被拍摄的姐妹,事后没有一个人向她表示过抱怨或责骂。只有一个女孩,有张照片里是她正在机舱内吞食一碗方便面,跟王淋说过一句:“姐,你能把照片从网上撤下来吗?不漂亮。”
 
在拍了两年的纪实之后,王淋开始有意识地做些“设计”。比如,她特意拍了每个姐妹的一双脚。因为常年在十几米的飞机通道里往返了不知多少个来回,送走一个航段的旅客,又很快迎来下一航段的旅客,即使给自己穿大一号的高跟鞋,一天下来,肿胀的脚总可以将鞋子塞得满满的。而她们的脚上,也几乎每个脚趾都长着坚硬的茧子。又比如,她以拍人物肖像的手法,专门帮几位同事拍睡衣照,然后与她们的制服照并置,并将这一系列取名“一半是阳光,一半是月色”。去拍睡衣照时,她自己也会穿上睡衣,然后再跟这位姐妹合影留念。
 
其实王淋喜欢穿制服的感觉。“这跟穿名牌不一样,”她说,“制服有神圣的感觉,穿上它就意味着要对旅客负责。”
 
在她看来,乘务员最重要的职责,不是如何细致周到地为旅客服务,也不是以美丽的外表为航空公司招徕顾客,而是保证旅客的安全——如果机上失火,她们要及时用灭火瓶灭火;如果有乘客突发急病,她们要进行简单的急救;如果机上发现有危险品,她们要知道该怎样紧急处理;如果飞机迫降,她们要迅速准确地判断哪个舱门可以打开用于逃生,并在五秒钟之内放出应急滑梯,引导旅客脱离飞机……这些都使得空乘工作不只是看上去光鲜而已,而且至关重要。
 
但总体来说,王淋觉得,“空乘生活是枯燥的。没有创造性,学不到新知识。每个航班千篇一律,周而复始。”同事之间很少有新鲜话题,一次广播中的失误都会被当成反复咀嚼的笑料。
 
刚入行时,这是一份被人羡慕的职业,家人也都觉得“挺争脸的”,可两年之后,王淋就感到了不满足。“从小就听人夸我漂亮,可长相是父母给我的,不是我努力得到的。”这些年,她一直在寻找“自己心里能认可自己的东西”。
 
她一度享受过“虚荣”:身穿空姐制服、踩着高跟鞋在航站楼出现时,引来四周齐刷刷的注视;看到别人有LV的包,也想要有;花一个月的工资去买一件名牌衣服;也曾像如今的年轻同事一样,化妆包里塞满香奈儿之类的品牌货……“但后来觉得这并不是自己”。
 
年岁渐长,她相信“靠自己努力掌握的知识才是最好的装扮”。从业两年后,她挤出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天津工业大学修习成人教育的服装设计专业,又在2001年,下决心辞去空乘工作,走进她向往已久的中央美术学院,就读于“摄影与数码媒体”研究生同等学历班。于是,当她2004年重新应聘、再续飞行生涯后,这位漂亮空姐的手中,从此除了托盘之外,还多了一台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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