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浮生再借问》系列作品中，一方面是弥散出传统文化意义的假山石、戏剧人物，另一方面是吹着小号的少先队员或中学生。从图像来源上看，它们之间原本并不构成有效的意义链，但当艺术家将其同时并置在画面时，必然就会有一种张力关系；画面的氛围既不荒诞，也不流于反讽，相反更倾向于对话，抑或是人物之间互为镜像化的观照，但画面的情绪则偏向于虚无，甚至呈现为一种冷漠。这或许正是艺术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但是，这种文化立场是隐藏在画面背后的，也可以说，艺术家对自我情感的表达是十分克制的。

选择各种不同的图像，然后进行梳理、重组，有时也会进行“篡改”，使其形成一种新的叙事链——这正是艺术家工作的重点。当然，虽然周伟华采用的是后现代艺术中常用的“挪用”、并置等图像的处理方法，但他并不推崇后现代美学中那种无中心、反叙事性、反深度的表达。从作品的意义诉求看，他的作品仍然没有背离既有的现实主义视角。或许正是基于此，周伟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走现代主义绘画的道路，因为他不需要单纯地通过形式、风格来为作品建构一个表征系统。虽然图像的并置往往会赋予作品以观念性，但周伟华并没有走向观念绘画的道路，反而成为了一个非常强调绘画性的艺术家。对于他而言，挖掘图像背后的意义，使其形成一种新的叙事关系，并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与文化情景中产生意义，才是他的绘画需要实现的目标，而这也体现为当代绘画对“图像时代”的一种积极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