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文

 

面对历史和眼前的无数灾难，艺术家们往往会产生无名的冲动，记取和描述的激情会不由自主地空前高涨，诞生出众多的主题杰作，人类灾难随之成为永恒的审美对象。这有点残酷，但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西方绘画为例，从《基督受难》，到《希奥岛的屠杀》，再到《格尔尼卡》，不计其数的作品一再证明这存在的确凿。可还是有另外一种声音在提醒我们，不得不重复一下阿多诺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可是不写诗，诗人能做什么？做什么是道德和文明的，只剩下忏悔吗？这一直也是我的疑问。好在此话说出之后不久，阿多诺还有一番解释，他说：“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进行叫喊，因此关于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误的。”其实不用解释，阿多诺的真实意思很多人能够理解，他怀疑的是人类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价值究竟在哪里。奥斯维辛期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经过奥斯维辛，文化被证明失败了，人类道德的崩溃、尊严的丧失，“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毋容置疑，在这一点上，我们民族的传统绘画倒是占得有利先机，重大历史题材全是海晏河清祥瑞纷呈，绝对不表现灾难和失败。即使经过安史之乱，出逃途中，连自己万千宠爱集一身的贵妃都迫不得已被赐死，应该说事主李隆基先生的遭遇够悲惨了吧，可记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新闻画卷叫什么，叫《明皇幸蜀图》，金碧辉煌的画卷展现给我们的是一派人欢马叫的君臣野地同乐场面。我们有无数的忌讳，尤其要忌讳的就是不能揭皇帝老子的短，只能歌功颂德。

 

面对无法预知无法防备的人类灾难，在我们伟大的国度，还存在着另一种貌似天赋权力的声音。比如9.11灾难之后，欢呼雀跃者有之；5.12汶川地震之后，虚构出“纵做鬼，也幸福”者有之。似乎他们完全可以代表国人的心声，似乎他们还有权僭越那些无辜惨死的亡灵。不得不说，我们的奴性品质和文革遗风就是这样持久地深入人心。不得不说，无耻之尤应当以此为极品之尤。

 

詹保国的《失忆系列》围绕着一场又一场的人类灾难，从广岛到唐山，到纽约。无论天灾还是人祸，是上帝的惩罚，还是人类自觉的毁灭。画面呈现的混乱景象，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荒凉野蛮的星球。这是陌生的景象，已经消失的景象，已经被遮蔽的景象，已经被修饰的景象，所以又像是外星人对着我们的所见。天际间充满惊恐的眼睛，对这本来美丽的星球无端出现的黑暗景象在百思不得其解，问题只有结果，哪有答案。十年前那场像极了一场行为艺术的巨大人为灾难，以其构思、设计、实施之简洁完美，现场景象之宏大壮观，以及无意巧合之下的镜头角度精确到位，在一系列高科技手段的配合下，完成了一部真实的大片，好莱坞为之黯然失色，现代文明也黯然失色，因为导演是看不见的魔鬼。詹保国带有新表现主义的手法，并没有为我们展示种种惨景碎片，他是将内心撕裂的五脏六腑统统摔到了画布之上，他似乎要说的是绘画又能怎么样。无论如何形容和描述，我们面临的都是悖论和无语。在这些残酷的灾难过后，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选择失明的，失忆大概是能够进行的最好选择，但这却又是明明无法实现的，痛苦更深。拿起画笔，甘冒罪责来呈现罪恶，或许这是没得选择的唯一选择。

 

批判是立场，而不是态度或手段。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既不取悦于政府，也不取悦于公众”。对于画家来说，这同样是适用的标准。我还想追加一条，就是也不取悦于自己。当然，我这里指的是自负历史使命的那一类画家，或者说是专注艳阳天下还会有阴影的那类画家。坚守一种“不为任何人负责的独立灵魂”， 说出不受欢迎的真相，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急于实现市场繁荣、放弃学术追求的处境之下，尤其需要勇气和精力。是的，光有勇气是远远不够的，构成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是知识，同时还要具备理性判断能力。艺术家也不例外，其基本的教养以及表现才能，都是不可或缺的。詹保国在操持他画得烂熟的风景、人物题材之余，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到灾难题材的创作上，不得不说他保有了一份艺术家的良知，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学术使命使然。绘画可以是安乐椅，审美也可以是炼狱。

 

无论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上帝，人都无时无刻不在沾沾自喜于自己为宇宙中心、万物之灵。除此之外，一切的高贵、美好、理性、智慧、神圣等等词汇，都在用来拼贴人类的形象。西塞罗说：“只要我们想象神，眼前就出现了人”。可当我们面对自己的丑行、恶行时，却又会把罪责通通推卸到魔鬼、野兽、畜生身上。我们记忆的另一端就是美妙的失忆，选择性失忆，强迫性失忆，甚至是创造性失忆。詹保国选择的是为了不忘却的失忆，就绘画性来说，这些失忆一如既往地呈现出他创作上的诗性质地，罪过！不知他是否应当为此而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