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我将收藏品悉数捐给观复博物馆，一件东西也不会留下。
我不希望儿子形成对财富的不良心态，并由此轻薄诚实劳动的价值与意义。
自我炒作、自己捐给自己？
笔者：听说你准备将自己的收藏品悉数捐给观复博物馆？不过也有人说，这是自我炒作,观复博物馆是马未都建的，馆里的文物都是自己的，现在说捐，这不是自己捐给自己？
马未都：这里有一个误会，观复博物馆确实是一个私人博物馆，但不是我马未都一个人的，它由几个人一起建起来，有一个5个发起人组成的董事会在运筹帷幄，我是出面办事说话应付媒体的人，法人代表、馆长，时髦的说法就是CEO。
笔者：你这批藏品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凝聚着几十年的心血与经验，一下子捐出去，肯定有更深更长远的考虑吧。 马未都：我想说明的是，第一，我在建这个馆的时候就想过，我们一定要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走出一条私人办博物馆的道路，如果到今天我将自己的藏品悉数捐给国家博物馆的话，就等于绕了个圈又回到了起点，我几十年来做的事都白搭了。民间人士向国家博物馆捐物，这是觉悟之举，更是盛世之举，也是爱国情感的真诚表达。民间捐物是国家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来源之一，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私人与国家不是对立的，没有人哪有社会，没有社会哪有国家？我们建私人博物馆就是想破除这种陈旧观念。我认为，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在一个文化昌盛的环境里，私人的财富实际就是国家财富的重要体现。那么涉及文物方面，也应该持同样观点。美国的博物馆有8000多家，私人与国家的比例为6∶4，而目前中国的博物馆才2000家，私人博物馆占的比例极少。其实，民间收藏是国家收藏的重要补充，它是另一种更有活力、更有草根形态的文化表达。
第二，现在社会上有不少民间博物馆确实会出现向自己捐钱捐物的行为，比如大型国企办一个行业博物馆，把这方面的话语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也算企业文化吧，但它靠的是行政补贴，而且数额巨大，那么他这个博物馆生存就比较容易。国家博物馆现在开始实行免票参观的制度了，因为它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博物馆，应该免票。而我们这个馆是赞助人合办的，我们得根据另一套制度行事，不花纳税人一分钱，还给国家缴税，而且生存得非常好。当然也有些私人博物馆建得相当堂皇，相当气派，显示了快速崛起的经济实力。我知道有些人就是收藏了一些东西，办了一个馆，三五年后就想办法将展品卖出去了。这里头有赢利目的，说到底属于一种经济行为，对文化不会有敬畏之心。而你看世界上历史悠久、口碑也不错的博物馆、艺术馆，它必定有一个基金会在运作，相对独立地行使着董事长赋予的权利，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和比尔·盖茨基金会就是很好的典范。我在董事会里不是说了算的，所有重大的事项都需要集体讨论决定。我今天捐东西给博物馆，不是右手转到左手那么逗人，而是给这个大家共有共管的博物馆，是这么个道理。
不想令儿子“误解”财富
笔者：在做出决定之前是否与家里人商量过？
马未都：这事是我早就想好的，或许从收藏开始就一直在考虑它们的最终归宿，所以家里人都知道它们的去处，给予充分理解。
笔者：从传统上看，中国的收藏家更多选择将宝物留给儿子。
马未都：儿子在英国留学7年，回国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并且搬出去单住了，独立地开始了“海归派”的新生活。我一件东西也不会留下，留下一件就不算彻底了。
笔者：留几件给儿子，既可作为纪念，又可在关键时候增强他创业的底气嘛。
马未都：我不想使儿子对财富产生错误的概念。好几年前的某一天，我带着儿子逛古玩城，在一楼买到一件文玩，花了2400元。我们坐电梯上楼，半道上被一位朋友截住，问我捡到什么漏？我就向他展示了刚刚斩获的东西。朋友一看：好东西！请求我转让，愿意给30000元。我无意间看到儿子的表情，似乎有点惊喜，有点顿悟。2400元买的这件玩意儿，一上楼就赚了十几倍，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这钱来得也太容易啦！这让我产生了警觉，我不希望儿子形成对财富的不良心态，特别是误以为收藏活动是一种轻易获利的行当，并由此轻薄诚实劳动的价值与意义。
笔者：那么这次向博物馆捐物，总共有多少件？包括哪几大类？
马未都：我认为件数不是主要的。可以透露的是，这其中包括陶瓷、家具、文玩、门窗以及少量的字画。我想在新馆建成之日吧。现在我早早地放出这话，其实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许诺，也是为了让公众舆论监督我，看我马未都到底能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说实在的，我的钱也够花了，再多也使不上，我也没有玩富人游戏的嗜好。文物给我的快乐也到头了，它不能让人延年益寿吧，那么这些文物应该让更多的人来分享，这肯定比家里藏着更有意义。
艺术是宗教 收藏当修行
笔者：你如何评价这次捐物的意义，或者说你想得到社会怎样的评价？
马未都：一个人在年轻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创业，为奠定生活与事业的基础，此时他一定会趋利。而从中年到老年阶段，在生活稳定、稍有经济积累以后，他考虑更多的就是社会评价，别人对他的看法，就会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就是进入趋名的阶段了。而一旦进入老年以后，阅历丰富了，经历的喜怒哀乐也多了，看淡了一切，名利都不重要了，只求内心安定平静。所谓境界，常常在这个时候实现。
人的一生应该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物质上的，追求温饱。第二重是精神上的，希望有所愉悦，有所寄托。第三重是灵魂，追求内心的平静与超脱，还体现在一种献身精神上。前不久去日本，在一座寺庙里，正好僧人做完功课出僧房，在佛号声中，七十多个僧人鱼贯而出，每个人的脸上写着慈爱与安详。那种表情绝对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没有修炼，不可能有如此感动人的表情。我认为，艺术其实也是一种宗教。在宗教精神普遍匮乏的当下，有些中国人就将收藏艺术品当作一种修行。
捐赠与接受是平等的
笔者：我记得你曾对我讲过，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是卡耐基，他有一句话对你的震动很大：一个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马未都：中国人为什么特别看重钱？有俩钱就赶紧存银行，要不就塞砖缝里，那是因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时间太长了，他老是有一种危机感。现在好了，中国人富了，空前地有钱了，但为什么内需还是拉动比较困难？还是想存钱。表现在慈善事业上，就有一种普遍心态，出于救济的目的才向社会捐钱。这几年中国天灾频繁，大家纷纷解囊，就是赈灾性质的集体行善。但我最反感的是，他捐钱的时候总是大张旗鼓，数额要写在大支票上，还要在台上高高举起，就怕人家不知道。我的天啊，这在西方国家是非常丢人的事！在西方国家，救灾是国家的事，大多依靠行政力量来完成，还有保险、基金会等机构的辅助，他们机制完善嘛。那么个人做什么呢？你可以向基金会捐钱，向艺术机构捐物，个人更多的是参与公益活动。而且，他们捐钱捐物，捐赠方与接受方是平等的。不像我们这里，总是要求接受者表现出感恩之心，那是居高临下的姿态。而且你捐钱是吗，他得审查你的财物是否干净，你还得居下临高。
笔者：这种举大支票的做法也许是向社会倡导善行，强调他的示范意义。 马未都：“善与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必是大恶。你做了点善事，就迫不及待地让天下人知道，这就不是真善。还有一句话更狠：善与人知便是恶，恶恐人知便是善。这里有辩证法！
财富观念应该更新了
笔者： 前不久你这里成立了一个观复文化基金会，现在有人向基金会捐钱吗？
马未都：观复基金会是一个盈利不分配的机构，盈利多少都会用在博物馆的建设上。另一方面，它接受社会的捐赠，并借鉴国外同类艺术基金会的管理模式，打造自己的公益文化品牌，探索适合中国博物馆的运营模式。无论处于何种阶层，无论人种和国籍，他愿意捐，我们就心怀感激地接受。目前我们收到的最小一笔捐款是2000元。
不少民众是出于对观复博物馆的信任与肯定来捐钱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在弘扬、宣传中华文明。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以后，社会上有大量财富没去处，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会成为富人的心病。那时，人们的财富观念就应该更新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将自己的钱拿出来，捐给公益组织，投入文化事业。
笔者：将自己的收藏都捐了之后，你会觉得失落吗？或者为了弥补这种失落，你会回归小说家的角色吗？
马未都：捐了之后我不失落，反而是踏实。至于写小说，有这个可能。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生，是两头倾向文艺，中间需要哲学。这个哲学不是斗争哲学，而是经营的、处世的哲学，年轻时，或者老了之后，才会非功利性地通过文学来倾诉，来想象，来寄托。我常常设想有一天，那时候我已是一头风霜，两袖清风，走在街上跟北京城里的老头儿没什么区别。我得了闲就来到观复博物馆，自己掏50元买一张门票，并瞅一眼门前的小牌子：“每个买票参观的观众，都是观复博物馆的资助人。”进了馆，我混在观众中，听讲解员介绍一件清代康熙五彩象腿瓶的时代特征与审美价值，心里不由得一乐：这玩意儿，当初从潘家园淘来时才不过区区几千元！
笔者：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想法的，人们对荣誉的欲望也是正常的，你至少不能漠视捐赠者的这个需求啊。
马未都：是啊，所以我要让捐赠者看到自己身后的荣耀，这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会在博物馆的院子里立几十尊真人大小的青铜人物塑像，你可以选择姿势，坐着站着靠着随你，自然地散落其间。我自己就坐在一张也是青铜浇铸的明代黄花梨大案上喝茶，对面留一把空着的官帽椅，谁来了都可以坐，跟我说说话。每人脚下有一块小铜牌，刻着人名、出生年月和捐赠日期。
笔者：前几天有新闻说了：日本今年第二季度的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中国同一季度的GDP为1.33万亿美元。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马未都：老二不好当啊！我们与长期积弱积贫的时代告别了，进入积富积强的时代，但如何正确看待财富，使用财富，我们准备好了吗？(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