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达人陆蓉之近日莅临广东美术馆，出席由她担任学术主持的“钱铃戈艺术作品展”开幕式。陆蓉之，国际策展人、艺术评论家。祖籍上海，母亲来自上海郁氏大家族，舅舅郁慕明是台湾现任新党党主席。她儿时师从匡时(张大千弟子)，17岁时作一40米长卷水墨画《横贯公路》(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曾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求学。

　　陆蓉之最著名的身份是第一位华人女策展人，她将英文curator译为“策展人”引入国内，并策划过不少创新展览。其中，2011年举办的威尼斯平行展《未来通行证 从亚洲到全球》是陆蓉之的封山之作。

　　在广州期间，陆蓉芝接受了南都记者专访。已迈入花甲之年的她，醒目的红发、潮流的服饰、踩高跟、刷微博，充满活力。访问完毕，她给记者一个大大的拥抱。

　　策展现状

　　“独立策展人的时代over了”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策展人一词，鼻祖就是曾连任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的瑞士人赫拉德·史泽曼。陆蓉之于上世纪80年代首次将curator译成“策展人”，后来将这一概念引入台湾，接着才引入中国大陆。

　　记者：你现在精力旺盛，为什么选择退休?

　　陆蓉之：我继续做策展人是找麻烦。这个世界改变了，我不可能到主流美术馆干什么活，我的年龄也到了，我就干脆退休了。如果我现在40岁我一定想尽办法进主流美术馆，我一定想尽方法去工作，去占一个位置，去做事，绝对不会在外面乱晃。

　　记者：目前国内有种现象，大家都称自己是独立策展人，现在发展到艺术家也做策展人。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陆蓉之：对啊，所以弄得我对这个名词超级倒胃口。所以呢，干嘛我还要继续做策展人，都这么臭了，这个行业都弄得这么臭了，什么人都可以是策展人，我不要干了。但我不管别人的情况。我做展览都是义务类型的。如果有一天我堕落了，请你们带着棍子来打我。我真的很感谢上帝，命运给我那么多好的机会，我的生活不虞匮乏，在这么多大师的身边长大，见过我们时代的精彩人物的样子，有机会跟很多很棒的人学习，包括有机会追到傅申做我老公，就觉得我应该很满足，凡遇什么不好的事情，我都会以宽待的眼光去看待，因为他们一定有所不足才会如此。

　　记者：你怎样看待当今策展人?

　　陆蓉之：我真的认为独立策展人的时代over了，结束了。往后的中国，艺术的发展更多是由主流机构决定，中国的美术馆绝对会壮大，政府对文化的重视不是说说(而已)。现在的馆长都有企图心，跟以前不一样。目前还没发展起来，是因为(美术馆)收藏跟市场价值还没挂钩上，当中的利益也没挂钩。但那是迟早的事情，外面的人会主动跟美术馆联系，比如说某个藏家手上有很多赵无极的作品，他在画廊做有什么价值?当然和美术馆合作办展览，出钱让美术馆的人做研究。你等着瞧。那个时代已经来了。

　　记者：以广东为例，政府就没有资助多少钱在民营机构上。

　　陆蓉之：民营机构就要自己努力赚钱咯。现在西方(政府)也没有再在扶持谁，西方美术馆自己都穷死了，西方的政府也没有支持美术馆，连法国政府对美术馆的支持巨减，经费减到馆长落跑，都不想当馆长了 因为他找不到钱。

　　记者：台湾策展人的情况怎样?

　　陆蓉之：台湾原先没有策展人的概念，也不知道这个行业的存在，大陆也不知道这个词的存在。“策展人”是我翻译过来的。现在，除了台湾美术馆自己的策展人在做展览之外，其他美术馆都很多，谢佩霓(高雄市立美术馆馆长)在高雄做得不错，她以前是公务员，现在做得很专业。台北美术馆换了黄海鸣，他是个很好的馆长，写艺评出身，也是教授。

　　记者：中国的策展制度、艺术市场的操作比较混乱，总是制造天价作品，我们应该怎样一步步地建立一种规范?

　　陆蓉之：我觉得，有理想的人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多努力一点吧，这样会有所改善的。没有什么要靠制度来解决问题，制度永远都是一种拘束。在制度的范围内，大家要有创意、要有想法。

　　西方人退场

　　“他们都炒不动了，不赶紧获利了结还能干什么?”

　　2011年4月，比利时藏家尤伦斯男爵在香港苏富比举行专场拍卖，抛售106件中国当代艺术品；去年，另一藏家乌利·希克将1463件中国当代艺术品半卖半捐赠给香港M +博物馆；几年前，英国著名当代艺术品收藏家查尔斯·萨奇表示拍卖他收藏的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品。

　　记者：外国藏家纷纷抛售中国当代艺术品，是无独有偶还是故意操盘?

　　陆蓉之：其实我在自己的传记也有写到这个事情。我是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看事情，中国当代艺术今天的状态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当初中国打开国门，经济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没有精力也没有余力去管艺术品的市场，艺术家很穷，任何人买他们的作品所出的价钱，在他们来讲，都是可以接受的价钱。所以像乌利·希克、尤伦斯等一堆外国藏家、林明哲等台湾藏家，赶上千载难逢的机会以低价位买进这些作品。

　　他们，尤其是西方的一些买家，对市场操作娴熟，并没费多大力气就把这些中国艺术家的价钱炒到今天的这个位置。这种价位他们自己都进不了场，他们都炒不动了，不赶紧获利了结还能干什么?

　　过去中国当代艺术历史是西方人写的，西方人选的，他们告诉你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我们干嘛要信?历史不是一个人定天下的。

　　记者：既然是泡沫，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涌进拍卖行抢购?

　　陆蓉之：不完全是，有些人是立于不败之地，比如张晓刚。张晓刚是我见识到那一波里面最低调、最聪明的艺术家。尽管他也有助手，但不管在哪本拍卖图录、哪个展览，没有看到一张作品看起来不像张晓刚的，这就是聪明人。

　　记者：现在不少外国藏家转向印度艺术，说中国艺术没空间了。你怎样看待?

　　陆蓉之：我上次到纽约演讲，有个纽约女策展人对我说，你不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都是模仿西方的吗?我就跟她说你不觉得毕加索都是模仿非洲人吗?我继续问她你知道石涛、八大山人是谁吗?知道张大千是谁?齐白石是谁?这些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你都不知道是谁，你有什么资格评论中国?他们这些人在中国获得巨大的利益，现在他们发现无法操纵市场，所以现在他们获利出局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操纵市场”如何理解?

　　陆蓉之：中国藏家现在会听他们的吗?不会了，中国政府会听他们吗?不会了。而且他们现在走的路不是中国的正道，而且以中国来讲，中国的主流艺术(从)宋元明清到现在，比如中国的书画，会因为你们洋人的入侵就会灭绝在我们这一代吗?我们这一代会做那么数典忘祖的事吗?不可能啊。西方人不具备理解中国书画的条件，他们不够资料来理解、来评论，除非他们学习，他们懂(中国艺术)的人太少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当然自己写。

　　红专厂之痛

　　“如何在一个新的开发案里面去保住一块给创意产业、给艺术?”

　　近日，“广州红专厂要拆迁”的新闻吸引了众多关注。据了解，红专厂位于国际金融城二期规划范围，去留不能确定。

　　记者：你曾多次到红专厂，你对红专厂的印象如何呢?

　　陆蓉之：我觉得他们做得很不容易，有自己一定的成绩出来，但以这么好的location(地理位置)，有人觊觎那块地产，我是能够理解发生那样的事情。

　　记者：对拆与留，你有怎样的看法?

　　陆蓉之：我不针对红专厂来谈这个问题，我来谈一个更大更普遍的问题。台湾有一个空间跟红专厂非常类似，是当时台湾艺文界结合民意拼命保下来的，叫“华山艺文空间”。还有其他成功例子，像日本六本木森美术馆，它是在一个极高利益的条件下出现的，并不是为了要做艺术、走慈善。它是在一个结合艺术作为最大的增值效应的情况下出现的六本木计划，但是它都市的更新是成功的，因为结合了这个艺术馆。

　　我的建议，与其全面拆迁，不如结合政策，如何在一个新的开发案里面去保住一块给创意产业、给艺术?保住这一块会使地产的价值更高。最悲惨的就是把大家多年的努力全部都归零。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智慧上的各方面的投入都是人类的价值，如果你把它归零都是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