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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张都是稍纵即逝的瞬间，一旦错过，也就回不来了。刘小东觉得，对着照片画画这种方式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场”。
有时候在户外写生，一幅画没有画完整，拍了照，回去还可以补救。虽不是每一笔都对着真人真物，但现场的气息和意义都在。“现场性很重要。我的想象力是有限的，但客观会给你很多气息，启发你，会让你变得更开放。更有意想不到的事情，意想不到的意思，在画面里出现。”
刘小东说，他的照片和绘画，气质都是相通的，“一看就是一个人的东西”。像照片传达的一样，日常的细碎生活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落入他的画里。
这些细碎的日常，被贾樟柯收入眼底，并为此激动很久。上世纪90年代初的文艺青年贾樟柯，在电影学院考完试后，没事就往美院里溜达，看到刘小东绘画的第一眼，就被震撼到了。因为当时能看到的国内油画，不是风景画就是开国大典之类的历史题材，没想到有这样一个青年画家，画着自己非常熟悉又陌生的东西—火车站、雪碧、夏日的教室、大学的走廊，都跟生活如此贴近。印象最深的那张《烧耗子》，在护城河边，几个外来的年轻人穿着大一号的西装，站着看一只被烧焦的、乱窜的耗子。
“那就是我们的日常，或者说我们那个时代。那样的焦灼、混乱，但又那样的充满生命力，跟这种浪漫。”
贾樟柯也是从那时起，成了画家刘小东的“粉丝”，他说，那些画打破了中国绘画的某种常规。
这为二人的合作埋下伏笔。2005年，贾樟柯追随刘小东西行到三峡库区，那时刘小东正在三峡画他的《温床》，他画，贾樟柯就拍他。“他当时要是在新疆或者山西，我也都会去，所以去哪里不是我的选择，刘小东才是我的兴趣点。”由此产生的纪录片《东》，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由意大利艺术协会和意大利纪录片协会颁发的“2006开放奖”和纪录片奖。
彼时，在瓦砾堆中，刘小东正在画当地的拆迁工人，他疯狂地画，把“拍片”这件事晾在一边。有时候，刘小东兀自在那儿画着，任由贾樟柯随意地拍。有天正拍着，突然“轰”的一声，一栋楼塌了下来，拆楼工人被埋在里面，没再站起来。
刘小东《狗骨头》， 2015 布面油画 35 x 40 cm
溜在社会边上管闲事
挺着啤酒肚的男人，酒桌上慵懒的人群，在长11米、高1.5米的巨幅画里神情涣散。此次影像展也沿用了这幅画的名字：“儿时朋友都胖了”。刘小东叹一口气，“社会变胖的速度比人还快。”
2006年，刘小东曾回故乡辽宁金城写生，画曾经的小伙伴，画台球厅闲着的女郎、田埂上研究X光片的男子、废弃飞机边的牌局，故乡在他的画布上有了温度。然而短短4年，小镇金城变得太快，彼时的平楼被拆个精光。影展最后一张照片，是刘小东站在自家门前画画时照的，那栋房子，如今也已灰飞烟灭。朋友们却照旧各奔东西，明明快到退休的年纪，稳定的生活仍好似远在天边。
“不仅仅是焦虑，真的是很没有办法。”刘小东说，那么大片的耕地变成楼房，那么多自然村落变成新农村，这个社会的转型、大发展带来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一触及此，他的声音立刻急促起来，“我们都会变成没有故乡的城里人，每个人拼命地往前奔，退路却被斩掉了。原来也许还有一个温情的小镇、一片田野让你去瞎奔，去抒怀，但是现在，都变成一片楼房和城市，你可能只能去卡拉OK抒怀了。”
同时，一些不可思议的恶性事件发生，社会快速发展也带来人性的变化。“我改变不了现状，但可以凝视这种变化，去捅开这种异化和变态、臃肿的东西。”作为艺术家，刘小东自嘲，他总是怨天尤人、自作多情，为这些事情忧虑，创作也都围绕这些主题，“毕竟不是社会实践的真正参与者，还是溜在边上的人，没事儿干的人，精神上管闲事的人。”
陈丹青说他生猛，阿城说他鲜活，他全盘接受。“我可以说是老愤青吧”，刘小东笑。他曾说，画画时常怀怨恨。这些年来，从成名作《三峡大移民》、《三峡新移民》，到后来去新疆和田、青海等地完成各种绘画项目，对现实的批判始终不曾从他的画布上挪开。
刘小东《砖头》， 2015 布面油画 35 x 40 cm
第一次到重庆奉节是在2002年，彼时为了建三峡大坝，那里河流已经断流，剩下拆迁后的废墟。当天天色已晚，满目的疮痍让他心里一震—“画下来”，他想，可是，怎么画？回北京后，有天路过工地，他看到两个人抬着沉重的钢筋从沙尘暴里走过，“像一根绳上的蚂蚱”。那一刻，他突然想到人的命运。把工地场景和三峡的背景融到一起，第一张《三峡大移民》就这样跳脱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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