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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华：再造像——当代文化视阈下的石窟艺术
时间：2023年08月14日 作者： 来源：张家楼艺术公社
关于石窟寺研究方法论与多学科研究
第二部分是比较重要的关于佛教艺术研究方法论和本次研讨会在方法论上我们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东西？有哪些新的方生？我想多说的一句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研究过去是为了干什么？比如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以及人们对它的回忆，对他的记录，对他的整理。那我们今天来研究历史啊，我们要面对历史的现场，也要面对过去人们对历史的记录、回忆、表达，这都是我们今天内容。实际上我们历史的研究，过去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这是历史学上经常讲，一个是事实的研究，就是你要搞清楚是什么？过去是什么，然后价值的研究就这些东西它说明了什么？有什么意义。他对我们今天能够产生什么影响？事实和价值。这是因为事实和价值方面就导致了我们在佛教艺术研究方法论上，有四大传统，大致上有四种力量在进行研究。
第一个就是石窟，石窟是考古学的这个传统，这个传统是宿白先生开创的传统。我跟赵立春老师研究交流后才知道，我过去也不太懂宿白先生的这个传统和我们文博系统的研究其实还不完全一样。他完全是按照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告诉你石窟是什么啊？首先通过类型学断代，把年代搞得很清楚，完了要把每一个痕迹都要记录下来。很真实，完整、客观，不带有主观偏见的历史的现场，一个真实的事实呈现给大家。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所谓石窟寺考古学的研究，是跟大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石窟的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是正因为他们的严谨，正因为他们的客观，所以他们常常过去跟我们搞艺术史的，特别是跟艺术家的研究有点过不去。你说了半天，你胡说八道，你连年代都没搞清楚，或者说你是拍脑袋想的。所以过去经常为什么坐不到一起，就是这个问题。可能一坐在一起就吵架啊，很典型的就是黄文智，他是清华美院的博士，是学雕塑的转向学考古。刚才中央美院杨静介绍的张伟六工，他是一个很鲜明的传统。其实黄文智还不是严格的一个考古学家，应该说他和赵立春老师的考古学还是有区别的。他也有很多自己的推测的主观的东西。但即使如此，我们认为他已经很考古学了。但是跟张伟，我在麦积山雕塑论坛上几次鼓动他们争吵一下，在方法论上有什么不同。这个吵架一直没吵起来。但是我认为他们在方法论上是有分歧。所以才导致我为什么特别想鼓动赵立春老师举办这么一场研讨会，就是想希望有一个平台、能够有一个呈现。
第二是文博系统的研究。传统文博系统的研究实际上跟我们美术史研究有多太大的差别也很难说。但是文博系统的研究有一条跟我们做美术史的研究来讲，他更多的比较综合，比较全面。美术史和艺术史研究的人更多的从艺术上考虑的比较多。文博系统他考虑的更全面一点，他可能说宗教啊，历史啊等等，他希望很全面的的还原这样的一个历史现象，方方面面。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艺术史研究的传统。艺术史对石窟寺的研究，在这个里头我觉得也是源远流长的。像西安美院的王子云老师，像我的导师史岩老师，史岩老师42年就到敦煌千佛洞去，从甘肃，沿途是骑着马去考察的马蹄寺等石窟遗迹。所以说，42年的时候史岩先生说他是最早看的啊。还有中央美院的金维诺先生，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统的这些老先生他们也研究石窟，他们也会借助和文博系统研究一样，也是希望能够广泛的引用资料啊，所以这个传统我觉得他们跟艺术家又不一样。
第四个就是说到艺术家的研究。像央美张伟、杨静他们六工，现在央美的六工交给杨静了，我觉得央美第六工作室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室。他有他鲜明的学术立场，有他鲜明的方法论。这个方法就是说强调经验，强调直觉，就这种方式，经验的，直观的啊，然后讲内心体验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个眼力界，就是拿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念来看，人的眼睛是历史的产物。就是你的观看是建立在长期的、大量的对美术对象的直觉观照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了一种直觉判断。审美里头有些直觉判断是非常准的。这个直觉里面看起来没理性，没思考，其实这个直觉里头包含了过去往日大量的理性思考，最后凝结成你看到对象的一霎间的直接判断。其实你的那个理性思考的功夫，蕴藏了你大量的过去的学习，实践，训练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传统很有意思。还可以从教学上来追溯。1954年四川美院雕塑系主任郭德乾老师就带着龙德辉。龙德辉现在九十多岁了，现在还健在。他当时还是学生，就在大足石刻这里做复制，复制一套东西，我听朱晨说，现在还保留的非常好。包括像中央美院现在的袁运生老师搞了一个国家课题，复制佛像，做一个几千万的庞大课题。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做法。我觉得艺术家对石窟艺术或者对佛教造像研究的，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张伟和杨静，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标本。所以你们有时候不改变立场，我觉得也非常好。现在就是说我们的研究方法多样。他今天那个学生的论文其实很典型的，他们站在艺术家的研究，可能他会有一种反学院、反架上。他强调现场，对艺术家自己的眼光会看到跟古代能够有一种神交，他是希望通过个人和古代的这样神交。他不是要找很多资料、要现场。就像赵立春老师他们调查石窟一次一次的去量。这是对石窟研究的我认为的四个传统，这是我谈方法论的一个铺垫。
本次研讨会提出的问题和研究的深度
第三方面就是本次研讨会提出的问题。敦煌研究院麦积山石窟研究所的项一峰老师的论文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高欢陵寝的问题，大家就觉得铁板钉钉了，有没有其他可能？这很好的。他提到了经像并传的问题。对皇家石窟的说法，云冈皇家石窟、响堂石窟皇家石窟，对这些皇家石窟那是不是还要有一些具体的分析。我觉得这些问题的提出都很好。
第四方面就是沙武田老师点评的时候谈到的研究深度的问题，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在考古事实认定的基础上，能够更多的开展多方面的考察。不要仅仅满足于一种事实的呈现。全方位的来思考石窟艺术现象背后的原因，做综合考查。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有意义的。
第五个方面就是在石窟艺术的研究中也应该有开放胸怀，资源共享。云冈技术开发以后愿意和大家来分享。我觉得以后响堂山石窟也好，或者其他石窟也好，特别是以老大自居的像敦煌这些研究机构，尽量的给大众分享一些资源。另外，也有老师提出来，佛教造像的资源和推广，以及在运用方面的问题。在运用上，要尊重历史，要尊重大家的宗教感情，不要亵渎要尊重。特别是像佛教方面的运用要严肃，你用到不合适的产品上，就可能会让信仰者产生一些抵触和反感的情绪。
第七个方面是讨论比如说中国化、民族化，汉化，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要尊重历史，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考虑问题，我觉得这个提示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中国是一个建构的概念，中国从来没有说就是一个静止。葛剑雄说真正的大一统的中国，最大版图的中国可能就是在康熙年间大概有97年左右。那个时候是一个最大的中国。就除了97年以外，中国的边界不断在变，不断的在变。当我们说秦汉的中国和唐宋的中国和元明清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的时候，他都不一样，这个疆界都在变。但是是什么样的中国，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八方面就是说要呼吁我们在研究中采取一种比较宗教学的方法。用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在更宏大的视野中来思考我们的石窟艺术。有时候不能够是就佛教谈佛教，就石窟艺术谈石窟的艺术，可以和西方的宗教艺术等等来进行一些横向比较。
第九个问题是在石窟艺术的研究中间要充分考虑佛教史上已经有定论或已经约定俗成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仪轨、配置。像这样的东西就是不能够很任意的想象和发挥。
第十个问题是说在安岳卧佛院藏经洞的问题。除了演讲者的观点之外，它可能与四川的崖墓之间，还存在着什么关联？这个问题也可以进一步的研究。这是我们研讨会提出的问题和一些不同意见的讨论。
佛教造像的未来与佛教艺术研究的未来趋势
第四部分就是佛教造像的未来以及佛教艺术研究的未来趋势。虽然我们的这次研讨会的题目叫《再造像——当代文化视阈下的石窟艺术》，其实大家在这方面谈的不是太多。首先朱晨谈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好，他针对佛教造像在当代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提出我们可能又会走向一个无相的时代，这是他个人的一个推断，很有道理，他符合我们哲学上说的否定之否定。过去佛教无相传播了很多年。后来有相，未来会不会进入到一个无相时代？至少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很好。就像胡适先生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个人不是这样，我宁愿相信深刻的片面。我不希望那种面面俱到的无懈可击。一个理论不能被别人批驳，不能被批判，不能被证伪，不能够被推翻，他就不是理论。只要是一个理论，它就有被推翻的可能，这才是理论。这是西方的哲学的一个基本的观点。第二我觉得从未来趋势的角度讲，石窟艺术多学科跨界别的综合研究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研究方法论的日趋丰富，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引入石窟研究领域以后，对未来佛教造像的研究格局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和革命性的变化。这是我参加这次会议后观察到的一个趋势。第三个就是石窟艺术研究将呈现出由过去相对专业的研究。走向专业研究和借助各种媒介进行传播等综合研究的趋势。我觉得将来的研究会是一个开放多元的建筑，多种媒介，特别是借助科技媒介的研究。我觉得这可能是趋势。第四个是石窟艺术的研究将来可能会有一种纯学术的状态与文创产品相结合，出现面向社会大众进行活化和运用的趋势，这可能是未来的趋势，讲专业运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走入到大众的生活中间。昨天王凯讲《造像之美》的时候，跟我们严肃的学术研究具有不可比性。他的书的畅销是建立在大家非常严谨的、几十年认真的研究基础上的，让大众传播能够产生这样的影响，我觉得作为一个佛教造像的研究者应该是感到欣慰的。这就证明我们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它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传播和影响社会。以上就是我这四个方面总结。不到之处，请各位老师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