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葛震作品中又出现了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形象是那个长着翅膀的少年。但那是个怎样的少年呢？他裸体、消瘦，带着薄薄的眼罩，长着一副稀疏、剥落的羽翼；他时而伫立，时而蜷缩，时而匍匐，时而瘫卧；他游荡在昼如黑夜般的世界里，这里有的只是残荷、枯树、怪石和偶而划破黑幕的流星。与动态优美、色彩鲜艳的中国飞天和光芒四射、报喜送运的西方天使相比，葛震笔下的这个折翼少年无法飞翔起来，眼中流露的永远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困惑和忧伤。是谁让这样个青春少年失落在这样孤寂的世界里？这是所有观看者都会暗自里问的问题。
    当然是葛震让这样的少年失落在这样的世界中的，因为是他用自己的画笔勾画出了这样一个个令人感伤的场面。那么他为什么要画出这样一种沉闷、压抑的画面图像呢？童年时的葛震多病，一个人独处时喜欢远眺窗外的天空，想象着自己摆脱伤病的羁绊，如鸟儿自由自在地翱翔。因此，鸟与飞翔是葛震内心的一种心结与向往，而伤病的体验也使他对自我的生理感受变得格外敏感。
    每个人都有自己童年时的经历和感受，并不是所有孩提时的记忆都能在以后成长过程中重新唤起和释放出来。只有外部环境和事件的刺激，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勾起自己儿时的记忆。在葛震接受高等美术教育的八十年代后期和从事艺术创作的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几个方面都发生着十分重大的转折和变化，转折之急，变化之深，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政治性认同的普遍丧失，经济性物化的无所不及，文化性价值的广泛失落，使得任何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都不得不在精神层面产生一种深刻的危机和困惑：面对古往今来，东方西方，什么样的文化我们能够怡然自处？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我们能够如少年孩童般地其乐融融？
    没有人会告诉你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你将何为，因为以往的自上而下的灌输和说教早已失去了往昔的权力光环；没有人为你导引一个所谓正确的道路和路线，你只能也必须依靠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来决定自己在这样困扰的世界里的处世原则和方法。自我，在这个由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和话语力量的复杂关系构成的世界里，显得如此地渺小和孤单，那种莫衷一是的彷徨和无助，就像是一个懵懂初世的少年，他原本很单纯，却必须要做出选择和取舍。画面中的这个少年形象就这样作为现实与记忆、环境与自我的双重包围和挤压下的艺术家的创作诉求，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面对当代现实的严峻挑战，葛震的态度是内省的，视线是向内的，他没有描摹五光十色的物质化和景观化的城市或人群，没有把绘画当成时代景象的简单记录工具，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绘画，建立起一种受伤、敏感而又坚贞不渝的人的形象。这个人的形象，源自艺术家本人的童年经验和记忆，但更多地被赋予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内在精神气质。这种赋予，有葛震自己的画面营造功力，比如层层覆盖的表现性笔触，但更多地还是作为观看和阐释者的我们的想象和理解。换句话说，与其说这样的少年形象的反复出现，是葛震自我成长经历的一种隐喻方式，不如说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内外压力时的集体意识的隐喻方式。他们虽然在时代环境的重压下感到力不从心，但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那疏落低垂的翅膀，是他们的意志一次次努力奋进，上扬和搏斗的最好证明。
    观看葛震的绘画，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他对画面整体语言的个性化处理方式。在他的画里，除了翼人形象之外，可以辨识的形象非常有限，不外乎残荷、怪石和渔火，这些都是为了营造出画面孤寂沉默的主要心理特征而存在的，不是为了像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的创作中隐喻分崩离析、去中心化的物与物、人与人的关系而存在的。这些在传统绘画里寓意孤独和清高的形象出自葛震之手实为自然，因为他的生长和生活之地恰恰是古代文人荟萃的江南首府金陵。葛震巧妙地将这些有限的、在形象描绘上取意古人的物象结合在同一个消散简远的时空结构中间，这个时空有超现实的因素，但却是令人信服的一种实在，尽管它是以一种异己（人）的实在的方式出现的。这是六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处理画面空间关系时的共同特征。这种异己（人）的空间关系，使得整个画面充满了强烈的人文情绪和感情色彩。
    一种折羽的少年形象和一种苍茫孤寂的周遭世界，艺术家葛震作品的主要视觉特征十年来一如既往地打动着许多人，它不是当代现实生活的照相式反映，也不是漫无边际的大众文化符号的漂移和繁殖，它源自艺术家本人的生活经验和内心真实感受，它主观、臆造甚至还带有妄想的特征，但它却是真实的，它真实地再现了深藏于我们每一个有着人文理想的知识分子内心的一片景象：这里有着我们的成长经验和生活经历，这里有着一个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的化身——一个意欲振翅高飞的羽人，他徊徨踌躇，但永不言败，犹如加缪笔下那个西西弗。一个折翼失落的少年，这就是葛震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代人所做的神话寓言般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