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峰先生工笔画艺术的解读，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批评家已作了全面的解析和品评，论述深入而切中肯綮。李峰先生自己也在多篇文论中表陈了自己创作上的体悟、认知与心得。倘若我再从作品具体而常态的外象与内质方面繁复发声，显然有学舌之嫌，没有意义。然而，本着“见仁见智”的学理逻辑，或从另一学术维度谈点个人真切的感受与见解，应该说对透彻了解李峰其人其艺是有所补益的。

 

大凡论及人与画品境界的高下，有些由来已久的说法：“用手和眼作画”者为庸常之流；“用心和脑作画”者为可入法门之辈；而把“倾注生命作画”者崇奉为绘画的至高境界。对前两者的评说，我大抵是认同的，而对“倾注生命作画”的判定，我却不以为然。我以为，做艺术倾注生命，违背了艺术的原旨。做艺术应该是松灵、自由而愉悦的，做艺术也应该是以艺抒怀、抚慰人性的。自在地做艺术才是艺术的上乘之境，在中国文化的认知里，尤其如是。

 

中国文化意识中，“自在”的所指大体上有两个向度：其一，指在艺术创造中体物味象、写景造境追求“自有我在”；其二，指从艺者须禀赋“自由自在”的心性和才情。

 

所谓“自有我在”，是中国古典美学在论及艺术创造中“客体”与“主体”，即“物”与“我”关系的至高命题。中国先哲有这样的知见：人在“自觉”的同时，也是“他觉”的同时；在“社会”的同时，也是“自然”的同时。故此，中国文化把自身、他人、社会、自然纳入统一的伦理仪轨。作为个体的人，应以己度物，用个体的生命去感受他者的生命，去感受自然的生命。这种以人本为参照的哲学观衍生出的美学原则便是“自有我在”的文化基础。

 

南朝时期的王微将这一文化观念注入到具体的绘画创作中，他在《述画》中提出“应目会心”说：“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是故目亦同应，人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着重指出了绘画创作的原则是建立在心目同应的审美创造要求上。既不完全陷于察形状物的表象中，也不自溺于主观臆造中。强调只有应目会心，才会达到传神明理、“象”“意”合一的创作效果与审美诉求。其后延展出来的“意象”说、“移情”说、“妙悟”说等莫不脱胎于如此。

 

清末的王国维先生在所撰《人间词话》中，对“自有我在”这一美学思想做了更为明晰的归纳与阐释：“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是故，“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文中强调的“有我之境”、“物着我色”与“景语”、“情语”之说，进一步点明了“自有我在”这一中华经典审美文化观。这种文化观贯穿于整个中华艺术史，规导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品貌。

 

李峰先生对“自有我在”中的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领悟，在二十余载的工笔人物画创作实践中，将其作为自己作品的主要艺术品质去追求，这从他创作的具有标识性个人风格的“民族风情”系列作品中，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判断。

 

以民间、民俗、民族为主要描绘对象来进行创作，许多年来一直是艺术家们热衷的主题，但多是抱着猎奇的心里，浮光掠影式地解读朴真、热烈的少数民族人情风物、民俗自然。抑或以一种居高临下、悲天悯人的语式来言说她的僻荒、没落和原始。如何表现她的纯净、多彩、多情，特别是将艺术家的情感和人格立场融入其中，则为许多艺术家所忽略。李峰先生从不以这种“他者”的立场和目光游离于所要表现的物象之外，他从自身的文化角度去思考与认识对象，用自己的心灵情感去体察对象。他在作品中所展现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及民俗民情，无不充盈着他的人文情怀和对生命的礼赞。

 

在李峰先生的作品中，少数民族青春女性形态构成了他画面的主体图形，这一主体图形与景物的配置，经他精心营构所达成的视觉认知和审美向度清晰而明确，既真实记录和反映了少数民族女性的生活情景和形貌风姿，更是他“自有我在”人文情怀下的借物移情，寄寓着他的审美理想和诗性的文化追求。形式语言上，李峰尽管采用的是写实主义语辞语汇，但他早已超越了对客观物象“再现”式的被动描摹，完全把这种“具象”的形态构成符号化、观念化了。画面中他精心雕琢的“青春女性”形象，通过各种不同的编排，创造出他独特的图像景观，以一种心象交融、心象合一的手法，建构着自己的文化诗境。李峰先生的绘画所要表达的不仅是状物察形等写实主义绘画的基本功能，也不完全是悦情体性等社会欣赏层面的一般要求，它们更成为了李锋先生创造与传递文化、解读社会、体悟生命的直接手段。

 

在李峰的作品中总是散发着温馨清朗、恬静儒雅的文化气息，其审美内质不仅与中国古典文化精神般配无间，并且也更符合现代人肯定自身生命价值，达观豁朗的生命态度。他的作品还透显出一股静谧之美，我以为，这是他在创作中着力追求的文化品质。作品中“静”之气韵，并非是一种消极遁世之叹息，而是蕴藏着泼泼生机的心性之静，是画家荡涤浮尘，虚怀若谷之静，映射着李锋先生内心深处的文化理想。

 

李峰先生运用写实主义语言方式，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青春女性”群像序列，从表象上看是“写实”的，其内质又是“写意”的。所有作品他都秉执以意构境、以意造型、以意生色、以意托物的中国古典式创作理念，语言法度取意而不失真，状物而不伤神，求情而不损性，完美地创造了容主客一体、物情一体、神貌一体的中国工笔人物画新的范式。可以说，这种创造是中国文化精神 “自有我在”在中国当代绘画中最好的诠释。也正因为李峰的学养，对“自有我在”这一中国式艺术创造法则的心领神会，才推导他能动地、主体自觉地把写实主义工笔画艺术赋予了这般境象交映生辉的品貌和气质。

 

在艺术创造中，“自在”的另一层意义，是指“自由自在”的从艺心境。在李峰的绘画创作历程中也体现得十分充分。

 

在中国文化精神里，“自由自在”是指弃却了尘俗妄念，超然物外，使人的性灵获得极大自由和欢乐的生命境界，是中国文士毕生追求的精神旨归。“自由自在”于绘画而言，是一种松灵的创作状态，是一种愉悦、逍遥的从艺心境。绘画者，若没有超然自在的心性，自然达不到艺术创作的“自由”之境，没有通达的绘画能力和才华，当然也无力“自由自在”地驾驭绘画。我总认为，人生来就具有不同的禀质，先天的禀质与后日的艺术风格选择如能吻合，便是从艺者之大幸，便能使自己不经意地进入“自由自在”之境。显然，李锋先生有着度察古今中外绘画的智慧，有着勤勉恒执的心性，他选择了一条以西方学院派写实主义语言方式与中国古典工笔画语汇并融的艺术创造之路，这种选择，暗合着他的品性和才情。

 

李峰先生敏智、从容、温厚，率性而嗜酒，其放达又勤勉的心志和逍遥又自律的行止透显着独特的品性与气质。以我的判定，李峰这一或动或静、或放或收，怡然自得的品性，选择写实性工笔人物画作为他艺术创造的目标，是他取得斐然成果的另一重要因子。李峰选择的这条从艺之道，对过于感性和放达的人，往往耐不住研修中的寂寞，亦缺乏不为外物所动的笃定；而过于理性与谨微的人，又难免陷于谨毛失貌的泥沼，缺乏睿敏的感觉和敢于创化的气度。因此，于李峰而言，可以说，天然的心性、才情和与之对应的选择也造就了他。

 

李峰先生对于自己选择的绘画道路，他走得沉恒而坚室。在工笔人物画创作的探索与研进中，他一直秉执自己认定的文化旨义，既不被急功近利的外欲所扰；也不为世间纷杂的文化变替所动。以一位精神家园守护者的觉悟，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文化信念与人格操守，辛勤耕耘着自己的工笔画艺术。并从文化内蕴与个性语汇两个维度上进行着锲而不舍的思考和实验，历经岁月的磨砺，获得了文化品质和语言技巧的双重精进，日臻“自由自在”之境。

 

广阅李峰先生的工笔人物画作品，从宏幅巨制到精巧的小品；从缜密精微的勾描到粗放的晕染铺陈，他莫不驾轻就熟，收放有致。在他的作品里，亦传统、亦当代的造型手法；或中、或西的各式语汇，无不融化得了无痕迹，施展得畅达自如。李峰对画面的把控，更凸显他的功力。在他的画面中，形体、结构、色彩、线条、笔法揉融得既丰富灵动又和谐统一。在别人，这或许要靠周整地谋划和反复地修正，在李峰，则靠一种说不出的内控力，一切都似乎自然而然。我认为，他的这种自然而然的内控力，当然离不开他在绘画上的学养和长期的修为，但我更认定是他觉悟着的智慧和心性已步入“自由自在”之境，而他长期修炼的绘画功力正是在这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下的天然呈显。

 

在我看来，李峰先生在文化上的“自有我在”之追求，心性修为与学养上的“自由自在”之渐悟，双向促成了他工笔人物画艺术今日的形态面貌和文化的品质。他以自己的文化主张和语言方式，向我们表明了作为写实类工笔人物画在当代中国画发展多元格局中，仍然是重要的一支，完全可以与其他绘画形态等量齐观。在拓展中国工笔人物画的文化空间和表现空间上，李峰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价值。

 

银小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