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长胜所创作的顽皮精灵颠覆了政治。这位当地艺术家向周XX阐述了他的艺术创作。

    微暗的房间内充满了梁长胜的笑声。梁长胜是一位比较冷静的艺术家，然而当他放声大笑时，你很难否认此刻的放情大笑不是发自他那发福的腹部。

    水墨画和鬼怪和精灵的泥塑在他那狭窄的家庭工作室里随处可见。其中一个泥塑仿佛就是被砍下的头部被接在了一对嬉戏的双腿之上。梁长胜很愉快地向我解释说，“它没有躯干，也就没有肉体上的欲求”。出于记者的本能，我们紧接着问了一个问题，“它能繁殖吗？”

    梁长胜笑了，这让我们感觉更为尴尬。“不，不，不”，梁长胜抑制住自己的笑意，回答道，“它们不能繁殖，因为它们没有性欲。但它们可以变形，变为它们所钟意的任何形状。它们也可以自我复制。事实上，你所看到的所有的形象，只是一个称为“和乐”的个体。翻译成英语就是joyblin，其汉语的意思就是“和睦”“幸福”，是一种佛教修行方式”。“我所有的作品都取题为和乐”，梁长胜继续阐释着他的艺术，“这些人物其实就是一个，只不过展现成不同的形式而已”。梁长胜本身是一位居士，他所创作的和乐物化了他的哲学、美学以及思想信仰。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和乐所蕴含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回望一下梁长胜的童年生活。梁长胜1967年生于北京，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小时候，梁长胜的家离天安门广场很近。由于当时毛泽东试图按照现代社会主义愿景来改造中国，这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作为一个小男孩，梁长胜从他所参加的重大集会中发现了自己乐趣。这些集会展示了令人振奋的军事实力以及对保守主义和反革命的竭力声讨。“你的生活环境，以及在特定时刻展现在你周围的所有事情，都将会深深印入你的脑海”， 梁长胜说道，“尤其是当你还是一个孩子时，这些环境将会为你同这个世界的关系定下一个基调。在天安门附近长大，决定了我必定是一个爱国儿童，我会在合唱队中高唱“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我们都被这一狂热的爱国情绪所感染”。

    公众舆论所竭力表现的清廉的社会主义捍卫者与迷恋资产阶级特权的反革命分子之间的思想斗争掩盖了这样一个更为基本的斗争，即农耕生活的传统价值与工业化所要求的物质化生产之间的斗争。“毛泽东思想就是摒弃之前的一切事物，这包括了对传统生活及存在方式的抛弃”， 梁长胜回忆道，“尤其是在城市，我同自然的生存方式被完全割裂了”。 在上小学的前一年，梁长胜被送到山东一个小农村的亲戚家生活。这不是梁长胜所特有的经历。在那个年代，将年轻人送到农村进行“再教育”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这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矛盾的事情之一：这种行为本身是为了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但对于包括梁长胜在内的许多人来讲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我非常怀念在农村度过的童年生活。我们可以一整天都呆在树林里玩捉迷藏。那仿佛是一种中世纪的生活，是现代化进程之前的生活。人们靠着自己双手的劳动来维生。”梁长胜继续讲道，“在农村，之前的生活方式得以保留。人们靠土地为生，种植自己所需的农作物。你同这个世界的关系都变得不同了，我意识到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不同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田地、草地以及原野同人们处于一种共生状态”。在农村度过的这些时光培育了他叛逆思想的萌芽，和乐这一人物的塑造对此表现的尤为明显。作为毛泽东思想改造的一部分，所有的传统信仰都被斥为有害的封建迷信，阻碍了社会主义进程。“但是在农村”，梁长胜坦诚地说道，“人们

依然在仪式上保持着对鬼神崇敬。”

    和乐是“有害封建迷信”所衍生出来的虚幻生物。由于官方竭力将迷信思想从文化领域铲除掉，因此和乐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对主流意识权威形成了一种挑战。对于梁长胜来讲，这种主流意识，即使被中国共产党所竭力宣传，依然属于西方思想。“在西方思想中，没有前世今生的感觉，但你活着的时候，你就存在，当你死亡时，也就消失了。生活注定充满了斗争，即不惜一切成本去积聚，去占有，去贪求的欲望。如果为了自己想要的不得不去撒谎、欺骗或偷窃，那他就会那么做。共产党促进了这一心态，但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只能导致同他人、同自然以及同自身的冲突。在艺术实践中，我通过对这些思想观念的挑战对其表示了质疑”。不断变形的梁长胜的和乐表现了轮回这一佛教思想。生命不再是只有开始和终结的独立个体，而是依赖于前世的轮回，正如我们此生的行为会对后世产生影响。这是关于死亡与重生的永恒过程，是一个没有始点与终点的永恒过程，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既不存在始点也不存在终点。

    如果这一关于死亡与重生的理论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和意识上的叛逆，那么这一理论使得梁长胜的和乐更符合艺术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巴赫金理论来源于欧洲中世纪的狂欢节，在每年一度的狂欢节上，束缚人们日常生活的权威法规和等级制度不仅被暂时忘却了，甚至也被颠覆了。日常生活所严格禁止的怪诞喜剧场面和仪式用来庆祝世俗的以及不入流的东西，整个节日充满的另类的思想。愚者和乞丐被打扮成智者，富有的商人则装扮成乞丐。

    正因为有了这些变形，整个狂欢节上大家都被认为是平等的。平时受等级制度、财产、职业或年龄束缚而不能互相接触的人们也可以在狂欢节上不受约束地亲密接触。梁长胜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我的作品同狂欢存在共通之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狂欢存在于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在那里没有矛盾，也没有冲突，只有快乐和欢笑。在这一世界中，人们自由自在。此刻他们以一种形式存在，但他们也能随心地变换，变换为不同的形状”。然而梁长胜的和乐无论怎么变形，有一点是不变的，即所有的和乐的外形都很怪诞。梁长胜作品中以及狂欢节上的怪诞形体的重要性在于它所展现的叛逆以及生活的双面性。否定和毁灭与肯定和重生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梁长胜所说的，“正如硬币的两面一样，虽然和乐看起来很怪诞，但它所展现的却是欢乐与友好。这是具有双重性的，二者不能分割存在”。在狂欢模式这种矛盾二元结构中，神圣的也是世俗的，而世俗的也被认定为神圣的。因此，身体所表现出来的怪诞，在诏示死亡的同时，也预示着重生以及对生命礼赞的可能。

    在这种意义上，怪诞的身体不仅仅指的是特殊的个体，也针对的整个社会。在怪诞的情境下，这意味着社会群体以及权威所强加的主流思想可以被摧毁，并以另一种形式获得新生。就这点来讲，梁长胜作品的政治意义完全表现出来，但他本身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他的叛逆是比较温和的。“当你想起鬼神时，总是有一些预兆的。无论和乐以何种形式存在，它表现出来的完全是欢乐，愉悦以及欢笑”，梁长胜说道。对巴赫金而言，笑声作为一种矛盾的行为，不仅包含了嘲笑，也在笑声中包含了嘲笑的对象，笑声使得社会角色之间的等级交流可以转为人们之间真实的交流。

    当我们进行完访谈之时，梁长胜邀请我们品尝自制的煎饼。我们以工作繁忙这一蹩脚的理由婉拒了。

    微暗的房间内再次回荡起梁长胜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