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跃进    
        把沈敬东与艺术联系起来的，是他以个人方式塑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以下简称解放军形象）。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形象的视觉效果包含着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意义。从沈敬东创作的所有解放军的形象看，他们几乎都是符号化和非个性化的，简言之，他们既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一位解放军的摹仿，也不是以现实为原型再予以理想化的解放军形象。就此而言，沈敬东笔下的解放军是一种概念形象。但是，如果把沈敬东的解放军形象放在中国主流视觉艺术史来考察，我们又会发现他们是非常个人化的，因为在中国所有描绘解放军的署名作品中，只有沈敬东的解放军形象是以这种方式呈现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创作这一英雄形象时，他想到了毛泽东、日本卡通艺术，兵马俑、木偶制作的小八路等。沈敬东正是通过利用大家熟悉的艺术史，以偏离主流艺术的方式，创造了一个陌生化的解放军形象，他也因此而获得了对这一形象不可动摇的所有权。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在毛泽东时代，符号化、概念化的解放军形象也被大批量地制造出来，以供出黑板报、画宣传画之用，但是它们与沈敬东的解放军形象的一个区别是，制造它们的作者都是匿名的，甚至在当时的艺术制度下，他们也不会去想这样的问题：解放军形象的创造者与个人所有权之间的关系。这是两种不同艺术制度产生的结果，而沈敬东在创制他的解放军形象时，则是既继承了毛时代制作概念化的解放军形象的传统，吸收了古代民间艺术的造型和当下流行的视觉艺术方式，同时又充分利用了现当代建构起来的艺术制度，从而使《英雄》系列中的解放军形象，与沈敬东这个具体的创造者不可分离。
        沈敬东创造的解放军形象，绝大部分都以《英雄》命名之，至少从作品中的形象与其名称的关系看，这是一个肯定式的语句：解放军是英雄。这一命名也意味着沈敬东希望观众把他创造的解放军形象当作英雄来看待。不过，这个看似没有任何问题的命名和期待，却使沈敬东在作品与名称之间，以及在句式的肯定和对接受的期待方向上，为他的《英雄》开辟了意义生成的空间。当然，我这样说的基本出发点是：把解放军说成是英雄，不仅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在已有的中国主流艺术史上，它从来就没有过问题。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沈敬东创作的解放军形象具有了挑战的意味。这是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作品中的解放军就一直处在被神圣化的英雄地位上，中国观众对于英雄的解放军形象也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观看方式，如高大的形象，结实的身躯，英俊的脸庞，可亲的面容等。而沈敬东笔下的解放军形象，从其偶像化的造型，陶瓷质感的视觉效果，概念化的形象特征，统一的面部表情和矮化的身躯等特征看，都离我们熟知的英雄解放军形象相去甚远，然而在我看来，正是这一距离，构成了沈敬东对已有的艺术史的挑战。
        如果说前面谈到的艺术形态上的符号化和个人化的意义，来自沈敬东对现存艺术制度的利用，以及对已有的艺术史中解放军形象的改写和颠覆的话，那么在解放军形象的意义，也即英雄的观念上，沈敬东也专注于对已形成的关于英雄形象的习见和惯例进行重新解释和修正。从我的解读立场看，这种重新解释和修正表现在通过沈敬东的《英雄》，我们会更加明白如下一个事实，那就是过去所有的解放军形象，不管是写实的还是理想化的，是叙事的还是浪漫虚构的，从根本上说都是符号化和概念化的，这是因为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了两支军队：拿枪的军队和拿笔的军队，所以，解放军只能以集体而非个人，符号化而非个人化，英雄而非普通人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作品中。就此而言，沈敬东的《英雄》不仅是对过去所有描绘解放军形象的作品的重写，而且是对其原因和根源的反思和揭示。
        2006年，沈敬东沿着为英雄造像的路径创作了《开国大典》的雕塑和绘画作品。但是与《英雄》不同的是，《开国大典》中的英雄都是个体而非集体的，这一描绘对象的特征，使沈敬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符号化的方式，而采用写实叙事的手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沈敬东把自己也置于这一历史时刻之中，并对这一情节解释说：“沈小东是我，我幻想能站在这里”。不过这种幻想又有其真实性，那就是沈敬东以自己全部的人生经历和文化记忆，站在二十一世纪的立场上，去想象那个他没有参与的历史时刻，体验那些参与者的内心世界。不过这种幻想和真实的艺术意义，则与他的《英雄》一样，来自与艺术史的关联，即沈敬东的《开国大典》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的互文性。
        事实上，不管是《英雄》系列作品，还是《开国大典》，沈敬东的艺术在总体上都呈现出从毛时代向后毛时代，从社会主义向后社会主义，从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乡村乌托邦向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转换的时代特征。而从视觉形象的实践功能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沈敬东再造英雄的艺术在文化和社会上的意义，不仅在于它通过对主流艺术史的回应，反映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而且还在于它直接参与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毛时代的英雄主义的反思和消解。就此而言，沈敬东的再造英雄的艺术无疑具有文化批评的性质。
        美学家卡罗尔在《超越美学》一书中认为，当审美已被当代艺术超越而不能成为界定艺术本质的依据时，那么讨论“什么是艺术”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依据艺术史的发展进行“辨别性叙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叙事。从沈敬东的艺术与中国主流艺术史的关系看，他的再造英雄的艺术方法，尽管在造型上具有符号化的倾向，但仍可归入艺术创作中的历史叙事的范畴，即通过讲述他的艺术与已有的艺术史相关联的故事，以成就自己的艺术。在此意义上说，沈敬东是那种深刻认识到当代艺术的意义和方法，并能成功地运用于当代艺术实践的艺术家。
        2009/2/10于北京望京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