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岭
        军事题材绘画，在新中国艺术史上曾长期占据重要位置。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是通过长期的战争换来的，再现中国军队的成长历史以及它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是新中国主题性绘画的重心之一。不过，新中国毕竟更多的时期是和平年代，军事题材绘画进入普通百姓的精神生活更多的是具体军人形象的塑造。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法，对于具体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要追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的方法，由于军人在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过程中所处的特出地位，军人形象与政权形象和政治形象的对等关系，使得军人形象的塑造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偶像化的功能。从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到雷锋，再到欧阳海等等，作为英雄的军人形象，曾经是中国亿万人追慕的偶像，人们对于军人形象赋予了太多的想象和期望。
        然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原本高度政治化甚至还带有半军事化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一的结构演变成了复合、多元的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甚至观察事物的方式，也获得了丰富的可能性。人们开始用自己的普通人的视角来审视周围的一切，当然也包括曾经大量印刷宣传以致于深刻地印在脑海中、作为潜意识存在的这些英雄的解放军人物形象。与领袖人物形象从神坛上上走下来的平民化趋势相一致，军人形象在今天的艺术表现中也越来越去偶像化、非军事化。人们在这个视觉形式的变化中，读到的不再是具体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具体英雄事迹和情节，而只是一种熟悉的符号性的语言样式。也就是说，曾经作为几代人记忆深处集体体验的英雄颂歌，如今作为一种样式，成为人人可以自由传唱、重新使用和改造的对象。
        长期身为军人的艺术家沈敬东，最能够感受到军人形象的这种变迁，于是他手下的军人形象，出现了奇妙的视觉景象——他（她）们不再是典型环境中与敌人和外力斗争反抗的英雄，而是一个个封闭的主观时空中的人物；他（她）们被剥离了原本可以再现的表情和服饰细节，转而被简约为一种单一的表情和几种特定的制服和发型。我们不能由此推论认为，沈敬东的所作所为是对以前那些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时代的英雄人物形象的否定；而恰恰相反，他的所作所为对是英雄人物形象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一次符合逻辑的再造。因为即便是以往典型环境中的英雄人物、具体事件、表情和服饰，也是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的一次构建，未必真的与当时赖以建构的现实原型完全符合。时代发生了变化，建构英雄人物形象的理论依据和意识需要也发生了变化。今天的人们早已认识到，当年的那些英雄人物形象是被一种政治力量建构起来的，那么，今天人们也完全可以按照今天的理解来重新建构当年的英雄形象。当历史和时光荡涤了当年围绕在这样的英雄人物形象周围的种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光环，洗尽颜华之后，这些形象要么被重新赋予血与肉的人性的生动（正像时下的许多文艺作品所追求的），要么被封存为一种静态的视觉符号，后者往往是视觉艺术家们大显身手之处。
        沈敬东当然有兴趣表现像他自己这样的军人形象在几十年里的变迁，但他已无意于再用传统的所谓现实主义手法来建构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因为这种手法只能是新一轮的重复。现在，他要从一个新的角度，运用的新的方法来表现或者说刻画英雄人物形象，这种形象，不再是对现实社会芸芸众生的照相式的再现和复写，而是一次全新的塑造，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把它看成是对瓷胎制成的英雄人物的描绘。也就是说，沈敬东的近期绘画越来越带有对装置材料的表现意味，仿佛是用绘画这种传统的平面方式在表现装置艺术所特有的质感。正因为沈敬东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在视觉上具有这种强烈的装置材料感，所以与其说它们是一个或一群有血有肉的现实人物的再现和复写（其实也是一种主观意识支配下的创造），倒不如说它们是画布上的瓷器人：他（她）们不再被刻意描绘得高大伟岸，而是朴实敦厚，目光平视，甚至还憨态木讷。他（她）们的面部与形体造型更多地吸收了卡通和玩具的语言风格，更像是一种被预设出来的偶像。这种手法所再造出的偶像与以往的偶像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往的偶像塑造强调画面景象与现实景象的所谓真实性，尽管这种真实其实还是一种主观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产物；现在沈敬东的偶像塑造则注重画面景象本身的真实性和可塑性，至于它与现实景象之间是否有必要有直接对位的真实性，这并不重要。这样，沈敬东的艺术创作的重点就在于英雄形象的视觉形式上，而不是在于英雄形象在现实中是否真实，他要强化英雄形象的视觉语言本身，而只有这么做，英雄形象才和当下的现实发生了联系，才能满足人们对当年英雄形象的各种想象，否则这种英雄形象只能属于过去，而不属于当下。
        就这样，沈敬东在去以往艺术的偶像化和非以往艺术的军事化的过程中，又在视觉语言上偶像化了一个个憨态可掬有时几近木讷的人物形象。这些偶像形象的出现，不是为了记录也不是为了让观众回忆以往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期待与想象，而是为了形象化地让观众反思当年的那种期待和想象。对于熟悉事物进行反思，在视觉语言形式上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陌生化的处理手法——用瓷偶的描绘方式来创作。这样的英雄形象成为了一种物体形象，往昔那种抽象的、普泛的和空洞的精神形象如今变成为一种物的形象，变成为一种今天普通人可以直接面对、亲近和抚摸（沈敬东的玻璃钢雕塑作品正是为了表达这种感觉而创作的）的物体对象。沈敬东用时下流行的卡通化、漫画化的手法，将军人形象可爱化、生活化和物体化，应该被看成是对社会变化深刻而敏锐地反映。的确，当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伴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更多地被功利主义和商业主义所取代的时候，作为前者物质化外壳的形象成为人们消费、改造和重写的对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用描绘物体的方法来描绘人物形象，这种方式经过反复摸索一旦确立，艺术家就能够更加自由地运用于更加广泛和丰富的题材和内容上，在沈敬东新近的风景系列和社会各阶层众生相里，我们都能获得一种新的视觉体验：这些风景不是现实的风景，而是一种具有舞台效果的风景，其中的军人形象出现在湖水中，或者高山之巅，早已没有什么宏大的沉重的社会政治寓意，而是一种轻松自如的幽默，仿佛一场游戏；这些众生相也犹如道具们的合影，没有了看似的严肃性，个个犹如玩偶一般，等待着观众自己的解读。
        在一个理想渺茫、现实支离破碎的今天，沈敬东以自己的方式，使远去了的英雄形象又回来了，它带者瓷偶般的光泽和清脆，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有的只是平等的目光和无声的对话。面对这样的作品，我们甚至不断地产生上前呵护他（她）们，拥有他（她）们的强烈愿望。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英雄就肯定不是凡胎，而如今的英雄必定是凡胎，而且还是瓷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