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郑逸群、杨海峰

　　郑逸群(以下简称郑)：海峰兄，翻开你的履历，总要提到独自去西藏考察写生的事，谈谈你的那次经历吧。

　　杨海峰(以下简称杨)：我是在大一时去的西藏，拿着自己挣的八百块钱就去了。先是坐火车到西宁，然后又乘汽车翻越巴颜喀拉山。在返回途中，到西安钱就花光了，幸好我有一个叔叔当时在西安，得到他的资助后才回到开封。现在想想那时胆子挺大的，是独自一个人去的，到那儿还感冒了，在那边感冒容易引起肺气肿，一旦得肺气肿就死定了，据说只有拉萨才有条件治疗，我去的玉树离拉萨的路程很远!到了一个叫清水河的地方，那里海拔很高，听说第二天有活佛要来，所以我就留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过夜，准备第二天看活佛。结果晚上躺到床上突然感到呼吸困难，简直没法呼吸，我非常害怕;再加上吃晚饭的时候，听当地人说经常有外地人晚上在这睡得挺香，天亮时人却僵硬了。我就决定要离开清水河。当时天已经黑了，没有班车，心里有点慌，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离开这儿，最后硬拦了一辆拉货的卡车。司机是南阳人，多亏碰见了老乡，他带我离开清水河。司机室已满员了，我就蜷缩在货厢的帆布篷下，跑了几个小时的盘山公路，才算脱离险境，到了安全的地方。他还请我吃了顿手抓肉，现在想起来还很感激。由于高原反应，头疼得厉害，在那里只是勾了一点速写，拍了一些照片。当时就有那样一股二劲儿，别人上学越来越文，我上这么多年学，这股二劲儿非但没有减，反而越来越浓了。现在看来藏区之行也是一次难得的人生阅历。其实在此之前我还有一个更大胆的计划，就是利用大学四年的假期时间，分别到中国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游历，可惜没有完全实现，只完成了到西藏的远行，有些遗憾。

　　郑：你虽然从事油画创作，却从作品中流露出不少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子。应该说，传统中国画对你的影响是很深的。

　　杨：这应该从对传统的认识谈起。因为我一直待在开封，从上学到工作已经客居开封十几年了，而我对画的看法很多都来自对宋人作品的理解。我上学时黄瑞欣老师让我弄些宋画挂屋子里养养眼。从那之后我就开始迷恋那些经典作品，买了《万壑松风》、《溪山行旅》、《早春图》……挂在画室里。我画的很多画，包括《风陵渡》，都是从宋画受到启发。在上海看国宝展时，看到李嵩《花篮》图页，19.1cm×26.5cm，那么小的尺寸，画得美轮美奂，绝对是一种震撼，超乎我的想象。现在就不同了，展览上的画儿越画越大，精品却凤毛麟角。北宋绘画是中国艺术史里光辉璀璨的伟大篇章，那个时期的好画家太多了，且大多在开封生活过。我经常开玩笑说我的画室下面可能就是赵佶、李唐当年画画的地方，因为我们学校离龙亭不是很远，北宋皇宫也很大，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我接了北宋的“地气”。

　　郑：由于宋徽宗喜欢绘画，上行下效，那个时代的画家是很受礼遇的，画得好就能直接入仕了，张择端就曾在相国寺画画，被宋徽宗发现而进了翰林图画院。咱们现在看《清明上河图》确实是经典!

　　杨：宋画确实养眼，我画《风陵渡》时拿它和宋画放在一起比较，感觉一下“味儿”对不对。关于人物安排的问题， 有人会问我画《风陵渡》的时候，是不是拍了一张像画中人物那样站立组合的照片，实际上不是这样，这些人物资料在收集时完全是散乱的。功夫就下在如何主观地把他们组合在同一画面上。西安汉阳陵出土小裸俑的自然组合启发了我的灵感。

　　刚才说到对传统的借鉴，我认为当代人不要被各个画种的传统模式所束缚。所谓油画就应该是“油画”的样子，中国画就应该是“中国画”的样子，这样不好。第一个把水彩弄成水汽氤氲的画家让人尊敬，要是全国人民都那样画就让人恶心了。各个画种都有非常经典的伟大作品，你得想办法把它们互相融合，中国画、水彩、版画、雕塑甚至考古资料。把它们搅在一起就有意思了。一个西方人写的美术史资料上把中国画叫做“中国水彩”。这个叫法我觉得很有意思，每个画种都有很多种可能性，不要被俗套束缚。

　　郑：古人的谈艺话语的确高屋建瓴，有很高格调。《石涛画语录》从一笔的阴阳说起就有很大一篇，而且整篇没有一句废话，完全是一个总结性的东西。这就不同于西方艺术评论中斤斤计较于光影明暗、局部透视，中国的谈艺话语是提炼性的、概括性的、指导性的。

　　杨：东西方艺术各有千秋，中国的宋代和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都产生过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令我迷恋，但从情感上我更倾向中国的艺术作品。我们现在的美术教育受西方影响很大，就我个人而言，我用的虽是从西方舶来的油画工具，可我的绘画理念却是中国的，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自觉回归。我在上海博物馆看到郑板桥的文章，开篇写了“学者当自树其帜”。做学问首先要有自己的观点，要有自己的看法。画画又何尝不是如此。

　　郑：谈谈你的《风陵渡》、《谁的红帆船》等代表作的创作情况，都参加过什么展事?

　　杨：水彩组画《风陵渡》描绘的是东方的婚礼。2005年暑假在我的画室画了第一幅，光着膀子，穿着裤衩，画得非常过瘾。本来计划着要画大尺寸，结果弄出来的跟巴掌一样小，画的密度却叫人眼晕。断断续续画了四年，先后入选了第三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第三届全国青年美展。有一回让曹新林老师看画，曹老师给我提了一些建议。于是,就动了重画的念头。同题创作在美术史上屡见不鲜，伯安老师在绘制《走出巴颜喀拉》时，不满意的段落就重新再画，精益求精，追求完美。重画时为了克服水彩画的局限性，我选择了油画材料，对原画的色调、构图、形式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谁的红帆船》就是其中一组。这个名字的由来，还要追溯到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记得第一次上德育课，老师为了防止我们早恋，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红帆船的故事。说的是一个住在海边的单身汉，每天远望大海，为的是等自己的心上人乘着红帆船到来。老师说每个人都会有一只属于自己的红帆船，不要着急。要是见了德育课老师，一定给她鞠个躬，嘿嘿，几年前老师讲的故事启发我现在给画儿起了这个名字，这就是教育的力量。其实《谁的红帆船》画的就是我自己，我把我一段时间的心态表现在这幅画里了。首先要感动自己，别人才会有感触，我想这也是能被第十一届全国美展获奖提名的主要原因。

　　另外一些是我的肖像写生作品，尺寸都不大。其中《肖像》获得“第三届风景·风情全国油画人物画作品展”优秀作品奖(最高奖项)，并被上海刚泰美术馆收藏。《大学生》获得“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东方当代油画作品展”优秀作品奖(最高奖项)，并被上海大东方艺术中心收藏。1月份又有一小幅肖像(40cm×40cm)初评入围了中国油画协会组织的“研究与超越——第二届中国小幅油画展”。

　　郑：看《李伯安画集》附录的年谱中，在李先生去世的前一年，即1997年，写有：“5月，收学生杨海峰”。当时，你能和伯安先生结缘是什么情况?

　　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有幸和伯安先生结为师生之缘，应该感激谢冰毅老师。是谢老师的引荐，我才有缘认识伯安先生。我从小就喜欢在本子上勾勾画画，上中学时才知道那叫速写。后来考上郑州师范学校，好像是1997年4月，我怀揣一沓速写，独自跑到省书画院请画家帮我看看画(那时我觉得省书画院的楼上住的都是大画家)，门卫给我说了谢老师画室的位置，我没敢随便敲谢老师的门，是谢老师来访的朋友看到了我，好奇我为何在门口转来转去，问清缘由后转告了谢老师。谢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陌生的不速之客，看看我拿的速写，给我提了一些建议，我清楚地记得他还夸我“你将来一定能成气候”，这句话可是一剂强心针。又问我将来想学什么，那时我对水墨人物特别感兴趣，谢老师说他有个朋友水墨人物画得非常好，当即就给伯安先生打去电话，介绍了我的情况，说有个小孩画得不错，让伯安先生看看我的画，给指点指点，并约定了我和伯安先生见面的时间。从此我就有幸接触到先生，遗憾的是，一年后先生就去世了。伯安先生对绘画艺术拼了命的执著追求和待人的诚恳，对我的触动很大。他让我见识了啥才叫高人。

　　郑：最近的创作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构思和计划?

　　杨 ：最近正在画《谁的红帆船》的姊妹篇《何处尘埃》，已基本完成。我把这幅画的背景处理成纯黑色，人物面部却是金灿灿的黄，五彩斑斓的服饰都融入黄色调子中，和黑色背景形成强烈对比。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挑战。画面尺寸并不大，细节的处理尤显重要，有些地方画了数十遍之多。同时又画了几幅写生，在色调和形式上有了一点新想法。画写生对我来说意义很大，可以保持对绘画的激情。我画写生有很大的主观性，喜欢在背景上肆意狂涂，甚至像和泥一样搅来搅去，画得非常过瘾，得劲!

　　近一段我会延续《谁的红帆船》的创作思路，画我熟悉的，画我感动的，在中国传统绘画里淘宝贝。油彩和麻布于我只是工具和材料，我想画出来有别于西方油画的作品。画画就像唱歌，不管唧唧歪歪还是声嘶力竭，都应该找到自己的调。

                                          郑逸群、杨海峰

                                          2009年12月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