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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朵云轩第一场拍卖会，左起为戴小京、曹晓堤、祝君波。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朵云轩只是一个商店，“文革”后，朵云轩成为一个出版社，在原朵云轩基础上又延伸出拍卖行，古玩店，文化经济公司。它的思路、业务范围在不断地扩展。当时第一次拍卖最重要的拍卖人就是祝君波、曹晓堤、沈毓琪。
在1993年朵云轩第一次拍卖之前，尽管深圳、上海等一些南方地区也有组织过零零星星类似的艺术品拍卖，但是影响力远不及朵云轩此次拍卖，朵云轩是在专业单位首开先河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但是具体操作艺术品拍卖的人员不够专业，上海也有一家是同一年比我们略早几天拍卖的，但也不是专门的经营艺术品公司，可能什么都做，兼带着做艺术品。我觉得朵云轩的成功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当时朵云轩是一个长期经营艺术品的百年老店，在整个中国的南方艺术品市场一直是代表。我们是“一社一店”这样机制的单位：一个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个商店。上海书画出版社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在全国出版业也造成比较大影响，特别是书画出版业方面，所以整个朵云轩的专业品质非常好。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拍卖前期调研准备工作很充分，整个的准备过程很长。当时我在社长室担任总编助理，工作侧重编辑室这一块。祝君波是社长，他总揽全局，但是更侧重于经营管理这一块。他投入此次拍卖的精力比较大，从一开始想到要办拍卖行这件事，我觉得他是比较有胆识，有眼光的。还有一个重要时代原因就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机遇和时代背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强烈的要把经济搞起来，给上海一个特殊政策的明确信号，我想北京也和我们一样。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国营单位，能够迈出这一步，如果换一个人的话，也许这件事未必能那么早地做起来。那么上海的先机就失去了。
朵云轩以前长期的经营方式是把从市场上征集的作品，通过朵云轩的包装，卖给境外的艺术公司，由对方通过商店零售或拍卖再加价再卖出去。令祝君波触动比较深的就是张大千的一套春夏秋冬山水四屏条从上海到香港卖出，两地的价差有10倍之多。因为当时在会议上和私下接触中，听过他不止一次提到这件事情，我想可能这个是对他触动最深的，激发他创办朵云轩拍卖行的重要原因。要知道，在上海这么一个出版和经营文化艺术品的国营单位，要迈出这一步是举步维艰的。祝君波从设想到策划到做成这件事可能花费了大量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