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达（英籍策展人）

2009 刊于美国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高氏兄弟个展画册

他们是挣脱了文革桎梏的一代，他们是主导了中国现代艺术运动方向的一代。高氏兄弟正是出自这样一代人。一直以来，他们在全球文化交流中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1985年，高氏兄弟开始了对艺术媒介进行了最大可能性的探索，包括雕塑、绘画、摄影、数码影像、装置艺术、行为艺术以及一种被高氏兄弟称作“发生艺术”的新兴艺术形式。他们曾在上海、北京、莫斯科、巴黎、旧金山、纽约和芝加哥等地举办过个展，作品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被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旧金山现代艺术馆、堪萨斯当代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等大型展馆以及萨奇、斯帝文考恩和希克等私人藏家收藏。《拥抱》是他们具有开拓性的一部“发生艺术”作品，在北京、伦敦、诺丁汉、马赛、阿尔、东京、柏林、香港等地都实施过。

尽管高氏兄弟在中国当代艺术殿堂里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但从多方面来看高氏兄弟却只是两个“典型的局外人”：过去的二十年中，他们对艺术潮流及时尚避之唯恐不及，并且坚决与体制内及其献媚体制的各种艺术群体划清界限。89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其中展出了高氏兄弟的“充气主义”作品《子夜的弥撒》。《子夜的弥撒》以荒诞的形式批判了当时中国当代社会与艺术中存在的过度夸张、虚假和空洞的现象。90年代，玩世现实主义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为宗旨的艺术家谷文达、艾未未、徐冰等广为人们所推崇。与之相反，高氏兄弟则致力于表现一种坚定的政治批判，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对社会分化的深刻认识，一种充满希望的不屈不挠的人文主义精神。尽管他们的某些作品表现出了些许的悲观情绪，比如《永不完工的大厦》和《电视》系列作品中透出的阴郁氛围以及弥漫在《太空计划》等作品中幽闭恐怖的气氛和生命脆弱的阴霾，但他们世界观的基调仍然是乐观的，表现了艺术家对人类天性中渴望被救赎的信仰：《拥抱》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这部仍在国际范围进行中的“发生艺术”作品，是作者对本世纪初中国行为艺术中普遍存在的暴力现象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是对全球性暴力冲突与战争现实的批判和回应。早在1986年的一篇陈述他们艺术观念的文章《当代表现主义艺术如是说》中高氏兄弟曾说，对于他们，艺术“是关于生活的为生存的艺术，而非唯美而不美的艺术”。可以说在其后二十多年来，他们的创作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此而决定的。他们早期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还包括文本作品《中国•马尔库塞批判》、《中国•当代启示录》，1994—1996年创作的《大十字架》系列装置，2002年的“发生艺术”作品《与无家可归者共餐》，2003年的《在北京一天能走多远》。2006年之后高氏兄弟的艺术形态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毛小姐》系列雕塑——一群有着充气般的乳房和皮诺曹鼻子的女性化裸体毛形象开始出现他们作品中。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高氏兄弟的信仰与批判意识的持续推进：艺术家是社会的一部分，需要对社会负责；当看到他人遭受悲惨和痛苦的折磨时，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所在；不幸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并不表明完全与你无关。而一个艺术家应该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把这种责任意识传达出去。80年代初“街头艺术家”开始出现，标志着世界艺术更加广泛的政治意识的觉醒，这种趋势在近几年崭露头角的英国艺术家Anthony Micallef 和 Banksy的涂鸦艺术以及Fernando Botero最近的关塔那摩监狱题材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高氏兄弟自觉地政治意识以及运用政治题材进行艺术创作的实践是有一定先觉性的。

高氏兄弟近期的作品依然能够反映出这种坚定的政治活跃性和对社会责任的推崇，与此同时，作品的视觉效果在增强，观念范围也在扩大，他们对于历史和文化领域的哲学思考也在不断拓展。高氏兄弟在强化作品规模和视觉冲击力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文革期间他们所经历的悲剧事件的探究和评定。那场遭遇让高氏兄弟家破人亡，并对他们的艺术和政治观点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一系列事件以及受其影响而创作出的艺术作品表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而是千千万万在文革时期有着类似遭遇家庭的一个缩影。

真人等大雕塑《抓小姐》是高氏兄弟2007年的作品。作品题材来源于网上广泛流传的一张警方在“扫黄”行动中将一名街头拉客的妓女强行带走的图片。相同题材的还有一系列绘画作品，描绘了妓女们接客过程中当场被抓时各类衣衫不整的情态。对于许多中国人，也包括高氏兄弟自己，作品中的这些场景表现了执法者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侵犯，也是专制政权野蛮无情和麻木不仁的象征。高氏兄弟通过艺术形式将网络新闻中的场景具体化，赋予新闻形象以实在的物质载体，从而将这些事件赤裸裸地展现在对枯燥的新闻报道已然麻木的世人面前。这一举动既是对人们消极冷漠心态的挑战，也是对当权者随意践踏他人尊严行为的反抗。

《挥手 #1》是搞氏兄弟正在制作的一系列作品中现已完成的一件。这一系列雕塑企图将以普通民众为原型的身体进行翻制，最终将达到与兵马俑相类似的规模。《挥手 #1》中的人物一手拿着一块金砖，另一只手高高举起做出当年偶像毛向人民挥手时的标志性手势。作品表达了对当今消费型社会无比的失望：“整个中国的民族并没有找到新的精神出路，心理仍然受着毛原教旨思想的影响，但每一个国人真正在乎的却只是钱。”这种忧虑来源于过去三十年中国国内所发生的剧烈动荡和变化，也来源于目前中国社会只顾经济发展而没有精神追求的趋势，这种情绪在另一部作品《永不完工的大厦-作品4》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永不完工的大厦-作品4》是高氏兄弟2002——2008年持续创作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都市中永无止境的破坏与重建的景观幻像，通过众多社会人物和建筑结构亦真亦幻的重组与置换，使这栋影像中的“永不完工的大厦”成为解构中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深刻隐喻。作品中的多种意象表现了当代社会的纷乱——奥运会运动员、农民工、社会精英、反对派、少先队员、狂妄的政府官员、可口可乐、蜘蛛侠、战斗机、耶稣基督、达赖喇嘛、马莉莲•梦露、西方政客等等——这些意象与艺术家的雕塑作品共存于当代中国这个精神畸形的空间里。在他们另一件创作于2008年的《太空计划-中国地图》中包含着与前者同样复杂纷乱的意象场面，从中可以体会到一种暂时性和幽闭恐惧的气氛：一个破烂不堪的蜂窝代表当代中国，其中毫无关联的各类元素游离在这个后现代的，同质化的，无中心的世界之中。

在一个权力至上的极权社会中，对于无权力的人来说，讽刺是他们唯一的武器。而高氏兄弟将这种武器的精确性发挥到了极致。充满漫画意味的雕塑作品《毛小姐》这个将皮诺曹的长鼻子和一对充气般乳房的毛形象结合起来的怪异形象尖刻地讽刺了那些将“毛”与“中国”等同起来的狂热个人崇拜者。高氏兄弟阐释道，实际上他们的“毛小姐“不仅仅是毛，也是每一个没有真正去毛化的中国人，因为毛虽已死去多年，但他的思想依然通过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观念模式，而恰恰“是我们自己创造了猛兽”，所有中国人都难辞其咎。这个符号化的令人发笑的形象一经存在便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关注，它巧妙的将偶像祛魅转化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邪恶中带有些许可爱的时代玩偶，然而她却又仿佛在意识形态层面挑逗并测试着当下体制的韧性。在此系列最近的一个作品中，毛小姐像走钢丝者一样手中抓着一根6米长的平衡杆站在了一个高接近7米4吨重的形似UFO的列宁头像上，这一作品微妙地象征了构建在以马列主义为基础的神话之上的共产党统治自身岌岌可危的状况。在雕塑《电视寓言》 这部作品中：毛小姐的化身为一个天真无邪的婴孩坐在一台电视上，向我们呈上一枚象征着死亡与衰败的骷髅头。这个作品像是2000年《电视一号》的后裔，在这幅摄影中，一个小女孩坐在一台电视上，正在阅读一本类似毛语录的红色笔记本，在前后两个作品的形象的转化中我们不难窥见作者表述的观念意图。早在1957年，美国著名的广播记者、CBS主持人Edward. R. Murrow就说过：“倘若全体人民每时每刻都把电视或广播作为娱乐，那么真正精神鸦片所产生的危机就已迫在眉睫了。”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电视更加巩固了其作为全世界政权宣传工具的职能。那个坐在电视上的孩子代表政府还是人民我们还不得而知，但作者把毛泽东思想和媒体联系起来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说谎的孩子》进一步表现了一个声名狼藉的意识形态统治下恶劣的社会状况。

近两年来一系列大型双联画的出现标志着高氏兄弟进入了一个更加细微精致同时也更加宏大持久的场域。每一件双联画右边都是一张符号化的肖像，左边则是其相应的婴儿或年轻时的肖像；这使得参观者透过肖像的符号性和权力的面具不得不对人性真相进行重新的思考。至于这些作品是否标志着作者世界观的愈加温和，高兟表示说它们来源于一种更加远距离的观察。“这些人为何会成长为他们后来的样子？而我则认为这些作品表现的是我们对中国和世界关系一贯的看法，即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希特勒和波尔布特的悲剧并不是产生于中国，但我们每一个人，甚至全世界的人民都必须共同面对。这些熟悉的电视屏幕形象与孩子们天真无邪的面孔并排放置，为我们意识中被历史和媒体固化的所谓事实提供了质疑的空间。

在《标准像——毛邓江胡》作品中，四位中共领导人相同的“毛式发型”造成了惊人的喜剧效果。高兟评论说，这四个人尽管形象各异，但作为一党专制国家的领导人，从根本上他们是一样的，他们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在这部作品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毛小姐》系列中那种辛辣的幽默，只不过这里处理得更加细腻、不易察觉。

《枪决基督》是基于马奈1867的油画《枪决》（Execution of Maximilian）创作的一件雕塑装置，这标志着高氏兄弟的创作题材涉及了一个新的领域。装置中，基督位于马奈画中马克西米连大帝的位置，侩子手是由七个手持步枪射击的毛泽东的雕像组成。这部作品一方面直接象征着毛泽东对宗教的压制，另一方面也是对马奈和西方艺术中历史反思题材实践的致敬：马奈的作品本身也是由戈雅1808年的油画《五月三号的枪声》派生出来的，这些作品有趣的构成艺术史的上下文关系。

《下跪忏悔的毛》可能是高氏兄弟新作中最能打动人的一件。作品中真人等大的毛泽东下跪忏悔，表情中带着懊悔和伤悲。雕塑周围是一系列文革前后高氏兄弟一家的照片。通过艺术的幻想，他们在心中为父亲惨死在文革中这一悲剧做了一个了结。1968年，高氏兄弟的父亲被打为反革命，继而被关押二十天五天，之后他们被告之父亲自杀身亡。高兟曾说：“艺术让不可能的变为可能。”《下跪忏悔的毛》是一部宣泄性质的作品，同时也是时代伤痛愈合的象征。这很可能也是他们最后一部关于毛泽东的作品。这部作品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所具有的普遍性，这个国家有太多的人有过类似的遭遇，需要这样的一种宣泄，才能真正对过去释怀。这是一种解脱，一种对个人和家庭的无声的纪念。作品中没有任何夸张的痕迹或额外的雕饰，只有一种淡淡的哀伤，表现了艺术家对忏悔和和解的渴望：哪里有冲突和暴行，哪里就会有对精神补偿的期望。因此，这部作品超越了时空，成为更广泛的人性和宽恕的象征。对于当今世界和历史上渴望得到公正评判的受害者，高氏兄弟的作品是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