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风格和逻辑都不看重，我的艺术是在一种对世界似知未知的兴奋中萌生的，是在一种对事物的情感难以确认的焦虑中表达的。

                                        ——石磊

面对石磊的视觉图像世界，我曾不止一次的发问，石磊的艺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也许你很难用几句话对其进行简单甚至粗暴的归类。风格多变的石磊的确导致艺术史家、艺术批评家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的概括与归类。也许难以归类和不确定正是他的风格。我也曾不止一次的假设，假设石磊没有离开河北，没有考取湖北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没有继续南下到广州，那石磊又会给我们呈现出什么样的视觉图景呢？虽然这种假设并没有什么意义，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同地域文化的滋养不仅赋予石磊艺术以不同的气质，无疑也成就了今天的石磊，燕赵文化的慷慨与悲壮，楚文化的诡异怪诞与浪漫想象，粤文化的开放多元与杂糅，无不透过他那充满着狂野的激情与想象的笔端展现在世人面前。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石磊艺术的发展行迹。石家庄、武汉、河北师大和湖北美院的求学经历，显然构成了石磊艺术文脉的上文，而南下广州以后的视觉变迁，无疑又构成了其艺术文脉的下文。当我们重构历史语境，返回到历史的上下文的时候，这个善思多思、善变多变的石磊，在生命的不同时段总能给人们不断带来视觉的惊奇与期盼。不难发现，石磊的艺术又清晰的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一、理想的失落与精神的寻找；二、以性别叙事为核心；三、从当代生活中去寻找文化中的敏感问题，由个人叙事向社会叙事的转向。而贯穿其艺术发展的主线则始终又是对人性•人本的关怀，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及都市化进程中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二元特质、双重性、象征、隐喻、交错与悖论的并置则又构成了石磊视觉语汇的关键词。

一、理想的失落与精神的寻找

（一）北方的野草

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石磊，就像这一代人一样，对那个年代有着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和文化记忆，这种经验甚至成为一些人终其一生抹不掉的记忆，政治的动荡、物质生活的溃泛，精神上单向度的乐观与满足，使人们生活在一种虚空、安于现状、无知而又无奈的氛围中。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也许就是终其一生的理想，石磊也没能脱离这种社会习惯势力的约束。这也才有了到汽车修理厂做工人的经历，业余时间画画就成了他精神上寻找慰藉的一种方式。在这个不幸的年代里，石磊却又非常幸运的遇到并能够拜其为师的费正先生，费正先生开阔的艺术视野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迷恋与推崇及其与时代同步并有着前瞻性预见性的艺术理念和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年轻的石磊，使他能够较早就浸润在梵高、高更和塞尚、毕加索的艺术风格中，从而培养了一种躁动和不安分（不安于现状）的品质，也使他较同代许多人在艺术上获得了一种先机和捷足先登的机会，更为他提供了充足的成为一个当代视觉知识分子的理由。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以后，即以画风诡异和多变而引起了教师们的争议。肯定的、否定的、表扬的、批评的，二重性的悖论与交错似乎从这时期就开始伴随着他。80年代的中国，既是一个文化启蒙的时期，又是一个令人回味，充满着政治与理想的激情和浪漫的理想化的精神，而西方哲学思潮的东渐，不仅导致了“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和“叔本华热”，这些西方哲学及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不仅直接导致了80年代初期的那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又直接催生了’85美术思潮的兴起。当’85美术思潮风头正劲，狂扫艺术界之时，对新潮美术似懂非懂的石磊被这个时代大潮裹胁着，并以一种青年人的生猛与锐气和先锋姿态在北京举办了“北方的野草”画展（联展），从参展作品的命名中如《生活伊始》《出演》《诱惑》《病魔》等，亦可窥视到此时石磊的视觉修辞，崇尚直觉，非理性，表现出一种生命意志和原始的冲动，个体生命在激变的社会潮流面前的一种彷徨、苦闷与压抑。当时的《中国美术报》及时给予了跟踪报道，也为石磊在’85思潮中提供了难得的文献储备。尽管这个展览并未给当时的艺术界和今天的人们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迹，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它不仅是石磊艺术人生中以艺术介入社会的一个开端，它还是河北艺术家介入’85美术运动的一个活化石，由此亦丰富了河北的当代艺术史的书写。

（二）街头的讨论

 携着“北方的野草”这种艺术的狂热，石磊于1988年舍弃了令人艳羡而又稳定的工作，考取了湖北美术学院的研究生，这时期的研究生货真价实，他们就是爱读书、勤思考、有思想、善辩论的代名词，初到武汉的石磊即被武汉那种风云激荡的氛围激励着、感动着，对于一个从思想文化政治都相对落后和封闭的地区走出的石磊，如何能尽快从封闭与狭窄的思维认识中走出，如何尽快融入到武汉这个人文精英荟萃、思想迭出的环境，进而寻找到以怎样的方式去回应这个激变的社会与现实。自此，石磊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当代艺术之路，也开启了他那充满着扑朔迷离与苦涩、艰辛与幸福的艺术人生。他以一个视觉知识分子的情怀，用一个批判者的角度，在用图像去思考、分析，呈现当时的那种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而《街头的讨论》（1989年）既映射了那个时代，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即对西方哲学的渴求与热衷，对理论的探讨蔚然成风，并成为青年人相互追逐的一种时尚。这也是石磊在尝试用视觉图像去和时代社会对接与对话，其真实企图则是希冀人们透过表象去关注表象之后他的一种精神理想，充斥在作品中的历史责任与批判意识，也让人们看到了精神上和艺术上都有了突破性变化的石磊。这是石磊到达武汉以后自我生存经验的一种真实表述，即渴望倾听又能真情流露。他幻想可以通过艺术去拯救一切，去改变现实，但现实无疑给石磊以无情的一击，当理想的梦幻最终走向破灭，使他清醒的认识到必须从“武器的批判”转向“批判的武器”。这也导致了他的视觉语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三）《山地》系列与乡土现实主义的回归

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两个标志性事件，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宏观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向。一个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一个是1992年的邓小平的南方讲话，至此，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全面来临。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则是人们的价值观、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激烈的改变，面对巨变的社会和自我，一个视觉知识分子又能承担怎样的文化使命呢？大变革中的社会，出现了许多人们意想不到也从未遭遇过的问题，显然仅仅依靠现成的知识储备和思想准备是难以回答的。“短暂的90年代，是以革命世纪的终结为前提展开的新的戏剧，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若不加以重新界定，甚至政党、国家、群众等等耳熟能详的范畴就不可能用于对于这个时代的分析”。（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市场经济时代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巨变，导致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一时代的认知和反思显得相当匆忙和局促。“大约从199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才从前一个震荡中复苏，将目光从对过去的沉思转向对置身的这个陌生时代的思考。”就在这个时期，石磊也仍未放弃他那希冀用视觉语汇去吞噬世界的野心。带有强烈乡土现实主义倾向的《山地》系列由此应运而生。独特的势壮雄强的北方地貌，孤寂的旷野上，裸体奔跑的少年，弥漫着一种原始的野性的激情和虔诚的宗教情怀，孤独中透露着一种生命的活力，网状的结构象征着一种疏离与隔膜，但这种疏离又不是隔离，是置身其间但又处于一种混沌状态，而少年和羊群的置换及少年和羊群的集体被抽离，又给《山地》系列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而又神秘的哲学色彩。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依然存在，还有挥之不去的英雄主义情节。画面充斥着的是一股消沉的、令人困惑、迷惘而又失望的基调，这和89后的社会现实有着某种对接，《山地》系列的精神价值显然高于它的艺术价值，而思想的表述也多于形式的探讨。当石磊由对自然生命存在的关注转而向乡土现实主义回归之时，其实是映射出了社会上普遍弥漫着的那种精神的困惑与迷惘及信仰的危机。他的这种回归倾向并不是一种在精神支配下的对现实的理想观照，而是在英雄主义的失落和理想主义消失之后，个人对生存环境与现实的一种内省、内视和灵魂深处的一种追问。是在传统的精神支柱坍塌后，在转型期的社会里还未找到新的立足点，面对大而无当的理想和市场大潮的冲击，表现出的一种失望、怀疑、彷徨、无所适从，究竟前方的路怎么走呢？或者说是现代性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方呢？

（四）《一定要把房子盖好》与都市情态的寻找

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全面来临，中国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进入了都市文化和消费时代，而都市文化和消费时代的标志即是大众文化的兴起。至此，理想主义的热情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盲目崇拜的潮流正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则是对个人生活空间、个人价值的重视及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怀。艺术家也更关心个人生存经验为基础的生存问题。个人命运在社会潮流中的沉与浮等。艺术上的理想主义开始转变为一种个人主义。1992年的广州油画双年展就是市场介入艺术并逐渐起支配作用的一个例证。在这次展览上，湖北波普画风独领风骚，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石磊和从事湖北波普创作的艺术家们都有着密切的交往，但在视觉图式上却又难能可贵的保持着鲜明的差异性，他的《一定要把房子盖好》就是在这次展览上脱颖而出的。这幅作品不仅为石磊带来了声誉和名望，也使他即使迁徙到广州后，仍然保持了一种罕见的活力，并继续创作了一系列与建筑房屋有关的艺术作品。在这幅作品中，我们发现古典的手法被新表现主义的画风所取代，沉静的大地被热火朝天的工地所淹没，孤独的羊群和少年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城市的各色人群，抽象的方式与隐喻的方式相互纠结，人物的形象消解在抽象的形式中，恍恍惚惚、迷迷离离、若隐若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不仅让人们再也无从寻觅那《山地》系列中自然与人的和谐，更把人类推向了一种现代性的悖论逻辑中，即在繁荣发展背后，都市化进程所引发的痛苦、焦虑和不安及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的触目惊心。我们日益看到的是人类的贪婪与狂妄及无休止的欲望，无节制的超消费、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技术与理性世界的畸形发展，精神世界的全面衰落等。沿着这个思路，石磊又精心创作了《拆除与兴建》《蓝色房间》《栖身何处》（一、二、三）等。《拆除与兴建》几乎就是今天有关房地产泡沫所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话题的预演，房价飞涨，暴力拆迁，城中村改造，边缘人群的关注等。而在《蓝色房间》和《栖身何处》中，石磊的艺术表达更加自由，烦躁不安的描写是极具内省性的，暗示着掩藏于笔触下的一种焦虑与惊恐。房屋的墙壁要么被抽空，要么只剩一个光秃秃的房屋结构，表现性的笔触，怪诞而又令人不安的图像，个体的焦虑体验与日常困扰的公共生存经验相契合，个体的视觉经验与生存现实的重叠，不仅激荡着人们的心灵，也引起阅读者的共鸣，石磊智慧性的从多元复杂的都市生活入手，紧扣都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的敏感话题，但他又没有简单的复制都市化的生活图景。丹尼尔•贝尔曾强调，现代城市生活突出的特征就是强调视觉性，城市给艺术带来的不仅仅是结构和形式，而是一种全新的空间观、价值观和未来观，随之而来的还有速度与激情。由此，石磊着意强调的是对元生活的超越，他这种将日常生活经验进行陌生化处理的表达和超现实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讲，也赋予了这批围绕《一定要把房子盖好》的相关作品具有了多重阐释的空间，这也使他能够在以后的艺术创作中始终能够以真实的中国当代社会镜像为元素，并持续不断的把艺术的锋芒聚焦在了都市化与自然这些题材上，从而也形成了石磊关于房屋言说的独特的视觉修辞。不厌其烦而又反复出现的房子的符号，一方面寓意着传统农耕文明日将成为远去的歌声，而后工业的文明又把人们守望精神家园的理想击的粉碎，而对理想栖居地的寻觅则成为人们的一种乌托邦梦想。

二、以性别叙事为核心

石磊的叙事性文本和思想表达显然并没有沿着线性逻辑发展下去，也没有遵循艺术史的叙述逻辑，而是呈一种跳跃式的精神状态，这也导致了他的作品常常不易被人理解，甚至令人产生非议。而内敛沉稳、喜爱思考的天性也使他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书籍作为一种叙事元素也曾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但爱读书的他常常是“看着书上的，却想着自己的”。这就不难理解，他的艺术为什么总是充满着语义的多义性和复杂性，为什么他总是能天马行空而又异想天开，但他的的确确又不善于去追求所谓的时尚潮流，相反，他却仍然以一种笨拙的手工劳作坚持架上油画这种古老方式而又能不拘成法，大胆突破，并不断深化自己，超越自己。石磊绘画的控制力极强，他对架上油画语言的驾轻就熟，也使架上语言成为他表达对当代社会认知、对当代社会现实进行视觉思考的最有力、最真实的视觉工具。他还善于从偶然瞥见的景观中去挖掘其背后的生活，这种独特的感知认知能力也使他能够清晰的洞悉到当代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把性别作为叙事的核心则又代表了他另一阶段的创作倾向。一方面，他以母亲分娩这么一个过程去不断探寻生命之源，生命之轻及生命之苦痛这么一个永恒话题，在寻觅追忆婴儿呱呱坠地片刻的令人激动的情境中，他的视觉文本再一次唤起了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而血淋淋的意境，又蕴含着一种生命的活力和一颗孩童般纯净而又真挚的心灵。似乎这种母亲分娩的过程能不断激发他的创作灵感，石磊也曾言“每当我看到婴儿出世，我便感到心潮澎湃，被他的气味深深的吸引，这是生命的气息，是生命最直接的表达”。这不能不给人们以原始的联想，因为这种“恋母”情节和“婴儿性欲”（弗洛伊德的观点）既承载着文化启蒙的理想，也使阅读者深陷生命的轮回中，从而昭示出一种生命的有限及人从生到死的旅程，感觉到身体的苦与痛及命运的多舛与威胁，尽管这种威胁含而不露处于一种“潜伏”状态，但在悖论与交错的二元特质的叙述中，似乎向人们阐明，生命是美好的，但又是有限的；性是好的，但又是危险的，人生中不仅有欢乐与幸福，亦弥漫着痛苦与忧伤；而不幸与死亡才能构成一种沉思，亦是献给生命的一首激动人心的赞曲。另一方面，石磊还创作了一批以伊斯兰女性为主体叙事的“花非花”系列。这来源于石磊在北京的经历。2006年，石磊北京工作室所在的区域，不知何原因，汇集着一批又一批的穿着长袍蒙着面纱的伊斯兰妇女，他们的表情阴郁焦虑，眼神惊恐并放着神经质的光芒。这的确有些超乎石磊的想象并让他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促使他一气呵成创作了这批“花非花”系列。这些伊斯兰妇女或手拿鲜花，或手执AK47步枪，或身着黑袍，或头上冒着浓烟，这些典型的装束伪装的如此美丽的女性，却怎么也不能给你带来片刻安宁的欣赏与愉悦，相反，却影射着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须知戴面纱的女性是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中一种普遍的象征符号，这些女子就是穆斯林世界的一个象征，但在多起恐怖主义袭击中，人肉炸弹，AK47，蒙着面纱等已然成为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这些象征极易勾起人们对“圣战”狂热分子及国际恐怖组织的遐想，经过恐怖组织训练的这些妇女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和牺牲他人的生命，他们那呆滞的目光及义无反顾的勇气让人们心生几分悲悯与同情之时，不能不又增添几分憎恨，而偶然出现的神秘的伊斯兰文字似乎又带有一种象征意味，它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政治动荡的悲剧及异常的社会现实。由此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国家、种族、性别、身份、社会边缘主义这些敏感的社会问题，也让我们看到在文明冲突的背后，当普世的现代性在给人们带来文明的制度和高度的物质繁荣的同时，却怎么也无法解决人们心灵深处的文化认同。由此，石磊也由一个关注国内问题的艺术家开始转向关注国际问题，或者说开始关注人类的整体命运。这一视觉转向对于石磊来讲无疑具有质的突破和飞跃，也赋予石磊一种全球化的眼光和国际艺术家身份。沿着这一思路，石磊又给我们带来了“北京•东京”系列，关于这个系列将在下文叙述。

三、从当代生活中去寻找文化中的敏感问题，由个人叙事向社会叙事的转向。

上个世世纪90年代中期，石磊和一批从事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学者陆续从武汉迁到广州，置身于广州这个国际化的引领风气之先的城市，其发达的消费文化，异彩纷呈的都市元素，流行元素迫使石磊必须去寻找适合新的生活的新的艺术表达方式，都市化的居住环境、新的交往方式、信息传播方式必然导致人们时空观念的变化，影响着人们观看世界、认识社会的方式，而对当代视觉经验的吸收，公共图像、大众传媒在构成新的视觉环境的同时，实际上也深刻的影响着每一个当代生活中的个体，对当代艺术的诉求迫在眉睫。

（一）北京•东京

如果说在都市化的艺术实践及其表达中，“花非花”系列是一时的冲动和偶然为之的话，使他在不经意间触摸到了国家、种族、性别、文化身份、社会边缘群体等当代敏感的社会命题的话，到“北京•东京”时，则显然已非空穴来风，而是他勤于思考，深思熟虑的结果。视觉图式中依然延续了他对房屋结构的迷恋，浮世绘日本武士的元素、长城、民兵等中国元素，9•11背景，这些隐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密码，如同一个个重大事件的片断、碎片，在石磊精心搭建的“舞台”上，惊心动魄的上演着。其实，在精神密码的背后，也让我们窥视到石磊对当代社会的洞察性观察与象征性的表达，即在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政治格局从单边主义与两极向多边主义与多极化、多元化的转变，而在多极化的政治格局中，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既是一个热点问题，无疑又对国际政治格局有着深刻影响，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以“中国崛起”为核心诉求的另类现代性也在不断向人们提醒的中国立场、中国本位、中国特色，这直接导致了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国家主义的转向，如此沉重而严肃的政治命题在石磊犹如戏剧化的舞台，戏剧化的人物冲突中被戏剧化的消解掉，并给人们带来一种视觉的轻松、愉悦与幽默，让人们在轻松的视觉阅读中去体味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当然，石磊的视觉讲述并没有给人们一种现成的答案或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针对个人经验与公共视觉经验中的联系给人们提出问题，开放的视觉图式也令观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反思我们这个生存的现实，倾注自己的文化关怀。

（二）“夜珠江”和“生猛海鲜”

石磊是一位善于从“城市表情”中去挖掘城市性格的艺术家，广州城市的欲望与悲情，奢靡与繁华及物质主义与拜金主义的盛行再一次为石磊的视觉表达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他在这浮华景观的背后，以嘈杂、奢华而又快捷的当代生活为题，为我们精心营构了“夜珠江”系列的《生猛海鲜》和《飞禽走兽》这两件带有明显象征寓意的作品。这两件叙事性文本，营构的是一个虚拟的非现实的述事空间。尽管远景中的桥亦向人们表明这就是珠江，但散发着无尽欲望追求的贪婪而又暴虐的血淋淋场景，却又让你难以相信这就是那夜色迷离而又令人心驰神往的珠江。图像中的人们似乎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弥漫着一种追求无尽欲望的愉悦，失去了自我控制的他们手段残忍，动作粗野，凶狠暴虐，令人恐惧和不寒而栗。石磊以一个躲在黑暗中在场观众这么一个视角，目睹着这一幕幕惊魂而又震颤的场景，怪异的造型、利落的线条、率性的笔触激情四溢，在书写着一种紧张躁动焦虑和不安中，又夹杂着些愤怒、不满与无耐。他精心编制和营造的这个既真实又充满着梦幻般的场景，既掩盖了真实环境的日常性，也让真实性消融在城市的图像中，但一种对恐怖、欲望、暴虐、情欲的描写恰恰反映了石磊面对物质主义时代和超消费景观一种来自社会环境的压力与威胁，他希冀用自己的艺术作为城市的切口，为日益溃烂的而又病态的社会进行一种精神疗伤。自我也在这种夸张与变形中寻找到一种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归依。他精心营造的这个带有启示录一样的超现实景观实则在引发关于我们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的对话：即生态的毁灭与复苏这个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主题。但在暴力和毁灭、美丽与悲伤、繁华与衰落的消极面中又让我们看到了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清醒状态的石磊。

石磊将个人叙事与时代城市的生活、环境等社会叙事相结合，并从生态美学、暴力美学的叙事中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在复杂而多样化的社会中，艺术面貌既充满着多变的风格，又充满着语言复杂、语义多意、悖论与交错并置的石磊。

由此，不难发现，在石磊的视觉语汇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其叙事逻辑、创作路径和视觉关键词也在不断调整。武汉时期的关键词如“生命房屋”“山地”“街头的讨论”逐渐被南下广州后的“花非花”中的蒙着面纱的伊斯兰妇女、AK47、“北京•东京”“夜珠江”和“生猛海鲜”取代。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由关注自身境遇向关注人类未来整体的命运如何的石磊。也让我们看到由关注国内问题而逐渐转向关注国际政治格局及民族、国家的外部关系，还有国际事物中的“中国立场”问题，透过石磊视觉词典核心词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在一次次的风格转换的过程中永远在寻找生命的感受及永远在寻找下一个目标的石磊。

不固守一种风格是石磊的性格，而内敛与沉静的他总是喜欢将成熟的艺术样式破坏掉，并努力寻找新的艺术样式的可能，哪怕是曾为自己带来声望和名誉的风格，他也会毫不犹豫的挥手告别。他不断地挑战自我，超越自我，一次又一次的颠覆自我，可以说颠覆与超越一直伴随着他，永远在寻找则是他毕生真正的追求。有时他那多变的艺术样式并未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甚至有时他自己也未必能阐释清楚，观众也难能同他的思想状态保持一致，甚至跟不上他的思维，这也导致他的作品的确难懂，不易理解，他甚至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不管你读懂他也好，读不懂也罢，他那种在变化中追逐乐趣，并且让自己的视觉不间断地产生一个又一个令人兴奋的举动，恰恰是促进当代艺术不断前行的动力。

 

 

 

               2010年6月27日午14：40于

                                 河北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