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振鹏(古籍收藏家) ／文

  

东方许多深湛的思想家、文艺批评家，都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讨论过中国传统审美的观点——“神与物游”，并把形、象、气、神作为对待一切审美客体的自然观，而有别于西方的审美视阈。但就我所知，现当代的东方书写者以东方人的身份，籍表象抵达本体，或去本质化，或以零散状态呈现存在的实践者，为数不多。这件事情使我局部界定了陶醉日常书写的景态，把一种在的展开可能，作为初步的逻辑运思，予以粗略表述。实际上，我将之呼作逻辑运思的命题也是非逻辑性的。诚如维特根斯坦语：“逻辑本身则是不可言说，因为说了白说——它显示自身的含义”。

 

考证中国书法源流，素有以点、线、面、体交织着结构，使人在摇曳荡漾的律动与谐和中，窥见到意趣和绵渺的思想，从而引发人格心情与意境的遐思。汉字的母体从隐身于甲骨上的象形，钟鼎彝器的形态和纹饰中，早已表达东方先祖不可言、不可状之心灵姿态的精妙。凡甲骨刻辞、彝器款识、碑帖铭志，乃至天然岩石摩崖涂写，陶器、青铜器、竹木简、布帛等，均分别承载了大量的文字信息。及至东汉发明了纸，特别是晋代时期，纸本作为主要书写工具，得以让先秦至两汉的典籍，魏晋以来的著述等，用特殊书写材料承载着诸多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果，并积淀下来。其中，唐人写经和唐人佛经印本，作为早期书写与人类精神的遗书，担纲了宗教传播的重要使命。

 

纵溯沉重浑穆，典雅和美形态的东方宇宙情绪，陶醉日常书写的体验，且以源于书写自己的眼睛，而不单以具象性的所见之物示人。在审美的交际领域，日常书写正为避免书写形式局限在单一的狭隘中，赋予表现手段和表达方式有所目的。它以一反常态作为风格，以反修辞作为修辞，籍不同语言材料的选择运用，作为一种表达的有效性，予以确定。它以扬弃文体学概念的传统书写模式为特征，以新的文本体裁、面目、本质极其规律，重构起一种穿梭于传统书写、文艺学、美学、心理学和逻辑哲学之间的综合书写。

 

这很像是一次艺术生命的神奇复壮。当一个东方艺术家“深度”昏迷于虚灵暗浮，絪缊缥缈的意境中神游，梦中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使得生命的律动正表现为无形无迹。而一旦他在某日夜阑人静时醒来，孤独正无处可避。如纳兰的一阙《如梦令》，贯穿于穹庐、星影、狼河，河声中，那一个被搅碎后的旧梦，正在解道为：醒来无味。

 

这是东方。栽植于情感的花朵常常是，莫不鉴于止水，而鉴于流水。静虚作为一面明镜，正为坚持不懈的东方笃行者，践履着彼此照观。

 

然而，那一晚却有独醒于夜阑的人，在东西方艺术的断崖边独坐，隔着寂寥的时空，远望着彼岸被篱墙挡住的野花。他分明听到一个西方诗人正传来如此声音：

 

墙上的花

我把你从裂缝中拔下；——

握在手中，拿到此处，连根带花，

小小的花，如果我能了解你是什么，

一切一切，连根带花，

我就能知道神是什么……

 

在歌德的歌剧《浮士德》中，将《圣经》里的“太初有道”，经希伯来语翻译成德文时，变为“太初有为”，体现西方实践意识的觉醒。由浮士德精神唤起的不甘堕落，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一种内在的自主驱动力，让西方艺术展现了一个别样的世界。走出象牙塔的艺术家们，纷纷从小我到大我的进取，超越自身的能力和极限，使其后各显其态的作品，携带着生命表现，和情感移人的问题，抵达有别于东方明月萧声精神深渊，而进入华堂弦响的世界。一朵入世精神的百合花，抑或胜过所罗门的荣华。

“醒来无味”的重点乃是基于觉醒。一个摆在陶醉工作室的事实是：无数精心书写的作品被他随意揉成一团，只让纸的反面依稀显现笔画，笔墨和文字的肌理。一些汉字被镶入水晶，横竖撇捺的印记在浑然性的重组中，透出静穆，幽远的意境；仿佛书写的风格、法度在这一片刻已变得无关宏旨。根据审美需要，日常书写还将种种风牛马不相及的具象，加以重新搭配，产生形式上的化学反应，使得作品生气勃勃。在各种装置中，极富变化的文本创造，因不同元素的参与，而完全改变了书写的地位。原本不能在传统书法艺术中显示的面貌，纷纷露出哲学的意味。即日常书写使得传统书写变成了非它——一种被创造出来的书写。

 

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最终会变成哲学”。但对任何一种艺术形象的思维，用概念进行思考，并不具有生动，直观，和整体的优点。当一种艺术形象调用了许多形象性的材料，或合为一身，或由一个形象跳跃到另一个形象。对待新的审美形象，或艺术形态每个崭新环节，定有一种自身独特的理论，和新的阐释方式与形式，对应着中心价值指向，借以展开书写者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精神结构，个性心理等要素。日常书写在其零散、片段式的感性形态下得以存活，也必定存在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架构，最终形成一个逻辑相对严正的思辨体系。

 

不同的组合正改变书写自身的含义。方法论的自觉，“日常书写”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书写”概念的提出，已打破内容与形式，打破书法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让日常书写成为思想与书写文体共存的场所。然而，拔出萝卜带出泥，不单论萝卜，单论泥。尤其是一种正激活文化的事态，就其一切形变的结果，都有待于逻辑的证明。乃至日常书写实践以话语的历史，能不能让它生成重心？或如何阐释新的模式？这其中殇裹着浓浓的伦敦迷雾…

 

现当代哲人金岳霖在研究休谟哲学的过程中，发现体系里层出不穷的意象时，而提出意念的概念，并用概念讨论意念只有通过摹状，得之“所与”，而反治“所与”。他揭示的“所与”和对象的统一，“是把所与之所呈现符号化地安排于意念图案中，使此所呈现得以保存或传达。去等候或接受新的所与”。

 

“日常书写”化本然为自然，化自然为事实，以小见大，并最终作为一个系统建构，会否象许多哲学遭遇逻辑这块礁石，而毁灭自身？讨论当代历史语境下的书写问题，日常书写更是携带一种民族文化记忆中的“他者性”，让诸多“异质流”的文化因子大量涌入，又会否触发如《百年孤独》中马孔多镇的原住民，患上集体失语、遗忘的“失忆症”？ 一种以外部参照物为镜子，意识到自己存在，而有价值的书写，在陶醉的实践中正升腾为一次逻辑运思。 在陶醉的作品中，你总能看到“他者”面目频频出现，犹如书写者与作品的不简单二分，正惊醒了处于沉睡状态中的传统书写。

 

晋代陆机在《文赋》中有云：“或操觚以率尔，或舍毫而邈然”。南朝梁刘勰对言不尽意，心物暌隔之状也进行了一番描述：“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虑；密则无际，疏则理。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恩隔江河”。总之神思不能以言而尽。若没有真实看到陶醉日常书写的常态，对其进行一番漫步云中式的评论，或阐述，这样的文本无疑是空中楼阁，或是离开语言对象的流浪汉。

 

在陶醉画室，我与他有过不计其数的燕饮。每每在我的视觉中充盈的，散落四周，“面目全非”的崭新形象，让我对隐身于日常书写的对象考查，移位于书写本体的意识中——陶醉，东方人，艺术家，诗人，以及和他关联的词语：跨媒介，策划，传习，创办等。同样嗜酒的我们，似乎每次总要把一瓶瓶酒喝到瓶底见光，通透，才肯罢休。这是一个平凡的事实，在庸常，枯燥，甚至无聊的生活中，我们如两根被人废弃，暴露于郊野的枯木。在荒诞无序的世界中，奇妙地结构在一起。偶尔还就着虞山小径边的流泉、孤亭、野草，译解某一处残碑断碣自摹勒和书丹上石后的区分。除了被酒精唤起一些感性认识，没有带着任何特别的诗情。借着墨西哥龙舌兰酒的神威，我们往嘴里送上几片西红柿润润喉。依稀中，我们欣慰地感觉到，东方人对待西方人的情感辨认，已经从“夷”到“洋人”，上升为“老外”的认识。

 

同样的，对待书写日常和传统书写，存在一片沃野二水分流的问题。能否像我们把从前喊之为“番茄”的物种，上升到对西红柿的认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