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收到杨洋的微信，文本中附有一幅她新近的创作图片，询问我作品以哪个角度为正面展示最为合适，我颇为认真地在手机屏幕上以90度为轴心，翻转了数次却不能确定结果，又考虑到手机屏幕受尺寸所限，从而影响视觉的判断，于是改用电脑调适，但最终的结论是：没有最合适的正面，也没有最不合适的非正面，只有最符合一般意义上的视觉思维的“正面”。后来我发现，面对杨洋的多数原作，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疑难”。看过杨洋作品的人，都应该十分清楚，这是一个不必讨论且无关宏旨的话题。只是在当下的艺术语境中，我们总试图对其进行界定、分类并不由自主地强加入我们原有的观念体系，甚至，还期望一幅作品带有私人定制的某种意味，从而沦入一切经典作品的“范式危机”之中。

1979年，“星星美术”及其同时期的几个展览，通过绘画和雕塑的方式挑战此前 “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最高文艺标准，随后，一批批青年艺术家借助西方现当代艺术理念，构建起了以观念性和实验性为主体的中国前卫艺术“城堡”，这个城堡的日益坚固也同时将中国艺术引向另一个偏离艺术自律的迷途。若今天再来反观这一问题，不难发现这是一起“引虎驱狼”之计，中国前卫艺术在借助西方艺术观念摆脱政治意识的同时，不仅使传统艺术被搁浅，连同自民国以来的新艺术传统也被随之“革命”。借用尹吉男 “后娘主义”的归纳，中国当代艺术的结症还表现在：借助社会政治的革命传统，进行“弑父”和“自建家园”的双重活动，最终，受到诸多中国现实的冲击，沦落至“爹死娘嫁人”的尴尬境地。时至今日，同中国的房产业处境一样，当代艺术也面临着挣扎、突围与重新抉择。

在艺术的观念性与图像化大行其事之际，有不少艺术家坚守绘画的纯视觉性，借助不同材料进行积极的创作与尝试，杨洋的作品即是以凸显和还原视觉为旨趣的典型尝试。这种尝试如果奏效，还将为中国从“前卫”到“当代”的艺术定义做出一例反思。

杨洋生于古都西安，遗留在博物馆、陵墓及其民间口述中的古代彩陶、青铜器皿、雕刻、壁画及其历史人文是西安人抹不掉的文化情结，这些或隐或现的传统元素，决定了中国艺术在文化精神上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杨洋又先后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装饰艺术专业本科和硕士，长期接受系统的西方艺术造型与色彩的训练，她尤其善于运用色彩与造型的变化关系，表达内在的精神世界。如果不出我的判断，杨洋定是个叛逆的孩子，她对自己的本职专业——实用装饰设计并无浓厚兴趣，而固执地将自己主要的精力倾注在不很“实际”的绘画创作上，她的创作融入了传统文化、实用装饰、现代艺术和思维图式的多种元素，结合自身特定的感受与细腻的创作态度，一定程度上坚持了独立的创作思想，从而形成了较为独特的风格。杨洋的生活与教育经历，共同成就了她的绘画理想，她对复杂的色彩与形体的轻松驾驭，得益于装饰专业语言的训练，而她又试图摆脱这种装饰语言的束缚，强调作品的单纯视觉性，她的作品比之传统绘画，显得时尚与新颖，比之当代艺术，显得典雅和温和。也许，她的作品一经推广，在经济社会下即可成为商业上的弄潮儿，但这并不是她现阶段所苛求和追慕的。

杨洋在绘画创作的阶梯队伍中，还十分年轻，虽聪慧勤奋且业已渐入佳境，但仍需要高度警惕和进一步的自我锤炼，这也是多数崭露头角的青年艺术家所面临的共同话题。基于这个问题，针对杨洋的创作现状、知识背景及作品风格而言，我有三点提示：其一，警惕装饰艺术的双刃剑所带来的“图案”危机。随着技巧的娴熟和不可预知的商业冲击，作品容易陷入纯装饰性的功能主义桎梏，成为墙纸或花布的架上代替品；其二，避免中国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的“再定义”和阵营划分，尽管这不是杨洋本人所能完全规避的；其三，进一步将视觉图像上升到精神与文化的交互关系层面，通过阅读、研究和理性思考，尤其对后现代主义艺术和装饰性的本源问题应作进一步的钻研。

在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中国，艺术的后现代主义竟然已经略显过时，一代代艺术家在历史政治、社会思潮、商业绑架的夹缝中寻求艺术的自律和价值的完美统一。中国的当代艺术，在时代的变迁下，亦步亦趋地经历了伤痕、乡土、波普、生活流、艳俗、卡通、女性主义等一系列形式和样式选择，就当下视觉人文精神而言，中国式的后现代艺术正大步走向齐格蒙•鲍曼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亦或前卫的非现实”一文中所提示的那样：“模拟意义形成的过程，并保护它避免终止的危险；警惕意义固有的多声道（polphony）和所有意义的隐晦难懂；担当智力上和情感上的防冻剂（它防止任何不彻底的发现凝结成阻止可能性之流的冰块）”。

我将杨洋的作品置于“后装饰”的名义之下，是基于对中国当代艺术在后现代语境下“突围”的可能性预测，也是对其作品的优势和问题定性的结果。作为一种反观念或无视观念的绘画尝试，在“隐晦难懂”的“主流”气场下，难免遭受来自不同声音的责难。但是，在另一个层面，比艺术主流更加笼统的大众主流，他们更认同装饰性在当代社会需求中的价值，在艺术的大众化和收藏热的背景下，装饰性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可能“突围”的重要图式之一，但其与传统的功能性装饰主义存在本质与使命上的区别，在后现代观念的多变与交替中，后装饰主义更好地囊括了这一问题所揭示的视觉本质。杨洋的绘画创作同其他类似的艺术家一样，不仅难以逃出这一价值约束，甚至也不得不接受当代艺术的再定义，恰因为这种复杂性和可能性，我相信，她才更有望成为新装饰主义在中国艺术界未来演变中的一剂“酵母”或“防冻剂”。

 

2014年7月于江苏常州滆湖路

(何卫平，教师，艺术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