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我先生在现代书法运动中参与极早，贡献很大，尤其可贵的是，他一直要用现代书法弥补五四运动依赖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某种缺乏和缺陷。那么他要弥补的是什么？

 

大我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和抱负，得自于他特殊的家学之渊源。他的外祖父是北大五四时期的教授，且兄弟五人同列北大中文系教授之林，时称“五马”，与钱玄同、鲁迅并列。大我的母亲和姨母皆为一时北大之校花，与学界多有深入之联系，芳名千古，令人遐想。然二人之才能，并传学界，必给大我之家教平添一种风华和气度。

 

要用现代书法弥补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某种缺乏和缺陷，首先应该考察大我的针对。回顾大我的父祖辈，当时这批国学之人，之所以将本国之学问称之为“国学”，有四端纠结于心：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所在教学研究之处，已非国家教化之核心地位，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自己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受到了极度的挑战与破坏，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义务已经从承担向批判的角色转移。出于明智，他们欢迎由西方传入的现代学校教育的制度改革和方法改进，同时又为自己的学术传统的断裂深感惋惜。因此，他们力图将中国的学问按照现代的方法改造，以适应学校的规范和方法，似乎已获得与西方学术制度的“谅解”，而不再“非此即彼”。这种把对自己的学术传统的否定，以适应其它引入的方法的做法，必定多少回引起内心的抗拒，此抗拒必然导致对自我传统的推崇和保护的逆反心态，从而把一个已经被边缘化又颇受推崇的学问标为国家之“遗产”和“正统”，所以要用“国学”“国画”“国医”“国术”命名蓬勃风起。

 

第二，一国之内、一时之中，学术有朝野之分、正邪之别，虽然现代科学把研究对象和研究对象所使用的理性精神加以区别，对于各种涉及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对象用平等的态度加以研究，并不以研究对象的高低和大小决定研究研究价值的轻重。但是，由于旧有的高雅与低俗的区别依旧存在，使得很多从事学问的人，把学问还是按照研究对象的所谓 “重要”程度和涉及人类活动的不同的方面做了一些高下之分。把部分学问，特别是从古代的历史、诗词（诗、史）发展而来的学问作为高贵、正当的学问，称之为“国学”，而把研究所谓“歪门左道”、“三教九流”、“不登大雅之堂”的活动与思维的方式作为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种学的研究对象，而视“国学”为高雅的学问。

 

第三，既然有高下之别，还有对研究的方法的区别。如果用传统经学的方式，略加改造，甚至使用文言文来叙述者，成为“国学”，将熟练使用这些方法的人尊为“国学大师”，多加崇拜；而用现代的实验方法，因其从某个其他学科或其他国家引入的方法，而本来那些学科是从传统学科中经过现代革命性改造和蜕变而具有超越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局限，具有学术公器的性质，则成为“某某学”，以示其与“国学”成为内外之别，把“国学”视为正统的学问。

第四点最为纠结。就是当整个世界的潮流向现代化发展，先行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所取得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的成就，已经被接受为社会发展的方向，而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一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与普通人的人性结合的某一阶段而已，而人性的本质并没有“改善”和“提高”。究其人性，反而是历史上通贯到今的某些直达本质的方法，即所谓“道”，非但没有失去它的针对性，而且在当下的精神状态中更显得至为切要。于是，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极少数人，穿透了时代的潮流、看到了问题的深处，因此把从深处能够意识到的问题和对于问题的沉思称之为一种“独特的学问”，而这种学问如果具有本文化可以追溯的传统痕迹，则称这种学问是为一种“国学”。

这四点纠结，我们在“五马”的文字和意趣中间都能够依稀看到。但这些杰出的前辈却已把纠结转化为中国民国时期的一代风流。此时的文化是如此地令人敬仰和怀念，以至于人们已经忘记了这是一份纠结，而视之为一种风气，甚至是一种风度和成就。现在，大我要用他的现代书法来做一次弥补。他到底要弥补什么呢？

 

在我看来，他要弥补的就是当国学现在终于发展到已不成其为问题——中国终于完成的救亡图存的历史性任务之后，国学成为重树民族尊严的依赖，国学何为；亦即书法已不再是国学的担当和标志，但却变成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建立抗衡规范，打破近代西方一统文化标准的时候，书法何为的问题。在大我的现代书法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书法和国学之间的距离大于书法和现代环境和生活状态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说，书法已经成为一种重新发生的文化行为。这种文化行为如果说与书法相关，此关系也只是艺术中间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与正在由现代媒体所承担的图像与视觉所承担的方式相对应，正好构成了互为补充的关系。不断发展的新媒体、新方法、新观念使得世界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虚拟和影像所包裹、遮蔽的信息的显示。于是，曾经作为人类艺术主导方向的西方“绘画”，已经高度地泛化为一般性的符号、图形与图像。所有的图形、符号、图像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却无法使得人类的感情方式通过自己存在的动作，变成一种可以记录和寄托的痕迹。而这条痕迹，却曾经在传统的书法中，有着相平行的作用和价值，成为一种人的本体向生存的变动。现在这种作用变得极为重要和危急，因为图像时代正在淹没和窒息人的精神，当大我把书法推向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做信息时代“人与世界”的另外一种关系，即不是一种现象，而是一种存在。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把事件的外表和事务的形态呈现出来，而是把人作为一个精神的自我。如何表达、生活、死亡和对死亡抗拒，便成为被意识的行为，而这种“意识”又是通过其行为过程的痕迹被记录和显现。

 

说起来，这如果和国学相关联，超越了前三种状态，无非也就与国学中的第四种状态有相关性，但是其指向却有相对性。所谓的相对性就是，它不再认为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自古就有，通过经典的继承就可以获得的深刻理解，而是认为它在存在中本来就属于人自身，只是在古代曾经被呈现为古典的样式而已。今天则是直接针对问题，找到全然超越传统笔墨的痕迹，实际上已经处于这种精神之中。

 

大我的现代书法的探索、对其前辈的补充似乎可以做这样的理解：首先，这时候的书法作为国学的“弥补”，已经不再是一个在他者的文化压力之下所做的自我标榜，只是发挥人类形态的不同的道路之间的一次抉择。第二，它也不再是区分正统、高雅与鄙野、低邪之间的区隔，而是横贯过高低之间直接表达，把现代生活的残迹变成对望而生成觉悟的符码。于是这种书法，和中国传统再也没有过多瓜葛，在不同传统中间，这种存在的痕迹都可以被发现和重新关注，然后由大我的方式将此诉诸意识、诉诸艺术、诉诸人对人的关怀。

 

当一个“北大五马”的晚辈、我的同事大我先生在用现代书法来弥补前辈的时候，作为一个北大教授，也许我的感觉可能更觉得亲近，不知大我以为然否？（朱青生2013/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