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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业内人士均认为，目前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流传的大部分赝品，都来自于以营利为目的的造假。
假货已经把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逼到了极为危险的程度。吴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艺术品拍卖行业浸淫多年的谷文鑫(化名)，曾明确告诉他，“除开几个大点的拍卖公司以外，一般小拍卖公司的拍品，能有50%的真货那就是天地良心了。”而牟建平则更为悲观，根据他的观点，真品和赝品，在交易市场的比例，大概是二比八。
多名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的拍卖制度，从某种层面上保护了制假者：拍卖法明确指出，拍卖公司有权保护委托人信息。这意味着，拍卖公司可以拒绝提供赝品的来源。
“这其实是这个行业独特的传统。”刘尚勇说，“旧社会收藏艺术品的，都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卖家里的宝贝，不是特体面的事情，所以委托人都会要求隐匿他们的个人信息。并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售假者，未必知道他们当初收藏多年的，就是赝品。这是一个信息极度不对称的行业。”
“一个好故事”很关键
号称为蒋介石贺寿的《松柏高立图》，如果说是给毛主席贺寿，20亿都敢拍。
现在，赝品被包装以后，即将步入流通环节。必不可少的一步，便是造势。造势的目的是提高赝品的身价即可信度。
在这个环节，“故事”、名家鉴定、图册宣传必不可少。
“故事”被圈内称作噱头。即杜撰一个离奇的故事给赝品，增加它作为“文物”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容量，从而提高身价。
据牟建平介绍，前文所提及的商丘农民伪造石鲁遗作案，便制造了一个东方式的故事：
“文革”期间，郭伦信在西安卖白蜡杆时，意外碰到了嗜酒如命但落魄不堪的石鲁。郭伦信便拿家乡的酒馈赠石鲁。石鲁每次大醉之余便借酒挥毫，画一张自觉不满便揉揉扔掉，再画再揉，再揉再画。而有心的郭伦信便把石鲁的醉中弃画全收集了起来。石鲁是个最讲义气的人，他感激郭伦信馈酒之恩，便把这一千多幅作品都馈赠给郭伦信。
吴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制造“噱头”，是这个行业的传统。即使真品，某些时候也会为了提高身价，“讲故事”。
2011年6月，拍价至4.25亿的齐白石《松柏高立图》引起巨大争议，业内的研究者纷纷指出疑点。尤其关于对联中所书“主席寿”，卖方声称是齐白石为蒋介石贺寿而作。
“这就是制造噱头，蒋介石当时最流行的称呼是‘校长’、‘委员长’、‘总统’，极少被称作主席。”张金发说。
如果他说是为了给毛主席贺寿，20亿都敢卖。”牟建平说。
有了故事，还得有名家的题跋以及鉴定。
上文所举石鲁遗画的案例，造假者甚至请到了杨仁恺等名人题跋签字。杨仁恺号称“国眼”，是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有了大师的题跋即鉴定证书，“石鲁遗作展”、“石鲁遗作研讨会”同时在北京举行。于是购买者顿时多如过江之鲫。郑州市原邙山区委书记冯刘成斥资四百多万元购买了多幅，作为贵重礼品行贿有关政要。
有了故事提升身价，有了名家的鉴定、题跋确保其可信度后，宣传的工作便开始展开。
牟建平回忆，有一家拍卖行的画册上声称，他们所拍的艺术品曾在某年某月，在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贺年卡上刊登过。牟建平后来查资料发现，拍卖行所宣称的这一年，这家出版社还没成立。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徐唯辛给南方周末记者举了另一个例子：5年前，徐唯辛一个收藏家朋友拿了一本十几年前的旧美术杂志，有点发黄。杂志封面登了两幅画，说是拍卖行提供的，他打算拍下，让徐唯辛看这两张画怎么样。徐拿不准，因为画得十分拙劣，但因为有这么一本杂志在，徐就不置可否。“后来我询问这本杂志的编辑部，编辑部说他们从来没有出过这本杂志。”徐唯辛说，“这本假杂志逼真到所有的细节都做得很像，杂志做到这个程度是很花功夫的，可是跟利润相比的话还是作假划得来。”
知假拍假，不用负责
只有拍卖行的从业者参与了立法，所以拍卖法只是单方面体现和维护了拍卖行的利益。
到这一步的时候，赝品已经占据了主流媒体的大幅版面。版面上通常有一个隽永感人的故事，以及中国鉴定界、学术界泰山北斗们的题跋和权威的鉴定证书。
接下来就是顺理成章的拍卖过程，通常非常顺利。
中国的艺术品拍卖，肇始于1995年前后。在过去的16年里，不断传出各种丑闻以及争议。其中受诟病最多的，便是其享有的拍卖法61条所规定的免责条款。简言之，在拍卖公司声称不对拍品的真实性负责以后，如果买家事后发现所购者为赝品，则拍卖行不负责买家的经济损失。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拍卖行作为中介，其利润，在于买家和卖家分别支付的约12%的手续费。这意味着拍价一亿元的一件作品，拍卖行可获利2400万。
“但文物、艺术品终归是稀缺资源，那有那么多的真品拿到拍卖行去出售？”牟建平说。在他看来，一面是高额利润，一面却受限于真品稀缺，加之有免责条款，这是拍卖行知假拍假的真正动因。
据刘尚勇介绍，当初艺术品界一批拥有法律知识的人士，参与了拍卖法的立法过程。这一说法，得到了刘尚勇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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