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树认为，就整个行业而言，恰因为只有拍卖行的从业者参与了立法，所以拍卖法在这一环节，只是单方面体现和维护了拍卖行的利益。

  “因为免责条款，一些拍卖行甚至拿自己购买的假货再去拍卖。”吴树说，甚至有拍卖行直接去景德镇大批量购买现代瓷器，作为古瓷拍卖。

  一些拍卖行即使公开承诺是真品的拍卖，也有造假。郝惊雷，一个有十余年从业经验的收藏家，他花了20万元，从中国排名最靠前的几家拍卖公司中的一家那里，拍得了三幅民国时期的画作。回来后发现，居然就是印刷品。

  郝惊雷是国内近年来仅有的最终讨回钱款的案例。因为这一次拍卖行声称对画作的真实性负责。

  但在刘尚勇这些从事拍卖行业的人看来，“这个行业最主要的特征是信息不对称，所以这个行业里面考得就是眼力。有‘捡漏’的，自然有‘看走眼’的。”

 “国内几乎所有的拍卖行都涉及赝品。”吴树说。他认为，这的确和这个行业的传统有关，“中国人称之为‘古玩’，强调个‘玩’字，是‘玩意儿’，一直不当它是个行业。但现在既然已经是这么大的产业，再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经营、运转，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

  他认为，“打眼”“捡漏”是这个行业的陋习。

  2011年6月的春拍期间，媒体针对拍卖行业黑幕的报道引起人们的关注。6月10日，中拍协召集在京多家知名拍卖公司，正式发布了《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自律公约》。这个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自律公约”，首次承诺“不知假拍假”“不虚假宣传”。

  说是真的，就是真的

  鉴定家群体掌握了艺术品真伪的话语权。就算艺术家家属甚至艺术家本人公开宣称赝品也没用。

  “原本应该作为行业基础的鉴定体系，几乎成了整个行业最混乱的环节。”张金发说。

  按理，在销售环节，鉴定专家是判定真伪的“法官”；在维权环节，鉴定专家的意见是买家挽回损失必不可少的证据。但近年数个丑闻下来，这个队伍，包括最顶级的泰山北斗，几近全军覆没。

  上文提到的，牛福忠作为国内玉器行业的权威，直接参与造假。而中国收藏家协会前秘书长王文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前主任杨富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史树青，仅在装着“金缕玉衣”的玻璃柜子外走了一趟，便鉴定为真，并给“文物”估价24亿元人民币。

  中国惟一的政府鉴定机构是1983年成立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由于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的特殊身份，委员越来越多。文物鉴定委员几乎变成了一种社会荣誉，而不再是纯粹的专家身份。”著名业内人士马未都此前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身份是终身制的。据张金发、吴树等人介绍，尽管出现过这么多丑闻，但鉴定委员身份，并没有合理的进出制度。

  “许多鉴定师拿着国家工资，周末出来走穴。给钱就敢签字。”张金发说。

  某大拍卖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鉴定专家里有以贪婪著称的“二虎二狼”，他们都是头衔众多、名声显赫的大专家，但敢于收钱替人开假鉴定证书，业内人士背地称他们为虎狼。

  鉴定家这个集体，掌握一件艺术品真伪的话语权。即使艺术家家属乃至艺术家本人公开宣称其是赝品，也往往无能为力。

  上文提到的石鲁遗画案，在造假者大肆宣传造势时，石鲁妻子闵力生、儿子石强、女儿石丹、孙子石迦等通过媒体发表“打假声明”，但，他们的声音，在这些“鉴定权威”面前，几可忽略。

 “一方面是责任心，”鉴定师张金发说，“另一方面是没有系统的文物理论，国家也没有鉴定标准。”

  吴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个单位同时请了3位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专家鉴定一件文物。第一位专家看过物件形状后，认为是明代作品；半小时后，第二位专家看了看颜料、雕工、人物服饰等特征，认为系清代一般文物；又过了半小时，第三位专家来到现场，看完后哈哈一乐：这是什么文物？赝品！潘家园遍地都是。

  真假不要紧，只要能转手

  流通性是第一位，真伪是最后一位。

 “传统收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记者接触到的每一个业内人士，几乎都发出这样的感叹。在那个时代，文物、艺术品市场最主要的买家，大部分是收藏家。他们有能力鉴别真伪，他们最在乎的也是真伪。

 “现在，赚钱是第一位的。真假不要紧，只要能流通。”吴树说。

  在其他商品领域，打假者和购买者，是天生的同盟军。但文物艺术品领域，有“不打假”的传统。打假，意味着这件藏品，要烂在买家的手里。

  2005年12月11日，上海的苏敏罗在瀚海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以230万买了吴冠中的作品《池塘》。后来，苏找吴冠中鉴定。吴在油画布上拿着大粗笔写着：此画非我所作，赝品。然后签名。此后，苏敏罗将拍卖委托人萧富元和北京翰海拍卖公司诉到法院。结果败诉了。因为拍卖公司声明了，根据拍卖法61条，不对作品的瑕疵真伪提供担保。

  苏敏罗的做法，在圈内人士看来，属于“不知道游戏规则”。“什么规则呢？首先她不知道拍卖市场不保真，其次她不知道打官司没用。如果她不声张，等吴冠中死了之后你再卖500万也是它。”牟建平说。“我花了钱了，我是假的也不吭声了，然后大家都卷入这个骗局，维护这个骗局，你骗我，我再骗他。”

  牟建平说，这便是为什么，业内普遍认为市场上真品和赝品的比例出奇地低，但这些年却鲜见买家维权的原因。“大家都玩击鼓传花呢！买家转身就变成了护假者。”

  2010年开始，拥有一副强劲、粗陋胃口的资本、热钱，大规模地涌入文物艺术品市场，尤其盯上了历史悠久、规则不完善的中国书画。再次强化了市场“轻真伪、重流通”的趋势。在2011年春拍期间引起争议的拍品，几乎全部顺利成交。“这实在令人惊奇，”牟建平举了几个例子，“如八大山人的《书画合璧册》(6132万元)，齐白石的《新春图》(1782万)。”

  《松柏高立图》拍出天价之后，有人已经翘首期盼“10亿元时代”的到来了。至于牟建平等人的质疑，似乎没人在乎。“文物艺术品这行，现在变得比贩卖军火、贩卖毒品更加暴利，而且近乎零风险。”牟建平说。

  而对这个混乱的市场，不管是艺术家还是经营者，都表示了乐观。“就整个艺术史来看，中国和西方有太多的不一样，我们没有人家那么翔实的数据和记录。”曹萍说，“可以从现在开始建立这个制度，而以前的混乱，行业会自己慢慢地消化掉。”

  但至少现在，这个野蛮生长的新兴市场，正是在“混乱”和“无法无天”的支撑下欣欣向荣：2011年艺术品春拍成交额毫无意外地又创历史新高，与2010年秋拍相比，增幅高达20%；同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收藏潮还在无止境地铺开，每个周末，在类似北京潘家园这样的全国各个文物市场内，都有数十万人次的“藏家”试图“捡漏”。尽管这样的概率，在张金发、吴树他们看来，几近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