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中说：“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一语道破绘画中所争论不休的“笔墨”二字实则源于内心，心受万物，万物受天，天受道，道法自然。石涛所言，在以四王为主导的艺术环境中，颇为“另类”。但历史是具法眼的，致使后来石涛倚仗“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艺术精神冲破了传统的定论，逾越了四王乃至他所生存的年代，成为画史上的一座巍巍雄峰。石虎先生亦提出了更为洗练的“神觉”二字，并在《象论》中说：“我使之思，我发之喜，我觉之伤悲，如上般般皆客体存在之实，按夫子后字的涵义它们皆属于前我，前我非真我也，只有我的灵魂才是后我。后我近神而远人，不可名状，不可人欲。”他认为最为原初不受观念意志所绳的一种玄妙不定的“后我”乃是最接近神性的。这种“神觉”正是艺术创作中自我灵魂世界的显露。作为不同时期的艺术巨匠们，充满着灵智与革新思想的艺术家，在时空相隔几百年的距离中所阐发出同样的观点，从中不难窥得一个真理：艺术唯一不变的就是直抒心性，找回灵魂！
涤除玄鉴，回归本我。我想，这正是石虎先生艺术思想中最为可贵精神。
“神觉”，让石虎先生在艺术的探索中始终坚守着最根本的民族性，并赫然写下“蛮梦”二字与西方当代主义决裂，让自己的血液中流淌着东方民族的纯正性，并为之发扬。众所周知，石虎先生早在三十年前就已蜚声中外，作为商业运作相当成功的他，并未选择继续重复自己的艺术语言，完善已经形成的绘画技巧，而是掉头独往，消失在当下闹腾的艺术圈中，去寻找更为深邃更加符合自己内心的精神家园——民间艺术。这种“怪异”的选择，并非偶然，在先生幼年时的耳目浸染中就已经深深注入了对于民族传统的情结。民间艺术中大朴而大雅的艺术魅力令先生痴迷，甚至在97年先生写下《神觉篇》中亦大加赞叹民间艺术的朴质之美：“有乡人举纸偶发丧，大师赞纸偶曰：‘真魂也！’有农妪一色朱丹，彩华万类风姿，一剪定像，神韵百代精华。大师赞之曰：‘真传也！’有稚妮彩包戏踢，白墨画地为房，厢厢递入。大师曰：‘真艺也！’”石虎先生常年的漂泊，特殊而传奇的人生经历致使他所肩负的是辉煌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在他身上，并没有传统意义上文人雅士的那般寻迹山野，孤高自傲的避世情节，反倒更像拉起大旗奔赴战场而为民族文化正本清源的革命将领！难怪先生会道出这般愤慨而又率真的话语:“历史是十分沉重的，不想挑担的人当然不会关心它的分量，我看到：年轻的否定派换上了洋人装，他们持戈披甲，向中国画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们进攻的内容是：否定、否定、否定，他们进攻的形式是：嘴巴、嘴巴和嘴巴……使用着人家的创造，来嘲笑创造的发明者，用一张白纸上的美好想象来贬低别人的艺术作品，这样的品格哪有一点真诚、善良和美好呢？”那种从内心迸发的言语或许令当代艺术界很多人为之汗颜，但是先生的棒喝之语正可以看出他对当代艺术“盲从”、“媚洋”现象的忧虑，也可看出他对于民族文化的捍卫之情和对艺术的赤诚之心。石虎先生对于艺术的探索的真诚，远远大于这个时代的许多画家。王安石《读史》有诗句：“丹青难写是精神”，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内在心性的表露。作为革新中国画的一员，先生被许多人误解为“前卫”或者“边缘”。无论是前卫还是边缘，面对艺术的本质时都无关紧要。先生对于艺术的革新，并不仅仅局限于他名重当代的人物画上，更确切地说，是他的整个艺术思想的革新。革新，并不是丢弃传统，更不是媚洋！恰恰相反，石虎先生所提倡的“革新”思想是与“五四”衍生的白话文对峙，与学院派“用素描造型来改革中国画”抗衡，与西方现代主义决裂，与观念主义断绝，去找寻更为纯粹、更能代表民族文化本源的艺术，找回我们丢弃已久的根。
石虎先生避开了所谓“正统”的艺术盲流，处于“边缘”的他反倒让自己更加澄清了。贴近内心，为所欲为，回归到了最为原始最为自我最为生猛的地方。先生把这里当做心灵的驻地，并浸淫在灵魂的自我之处：“象是灵魂对存在的占有和给予。感知存在，眼手所作乃象，灵魂之占有和给予便是心性之作。予有形以形外之形，从而不形之有形，有形其不形之象也。事物的存在本来就大于人感知的存在，我们为什么总是拘泥于眼手呢？眼手的反映只接近人的感知，而神觉——灵魂的折射，则接近神。”（《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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