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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枪响半生对话：对肖鲁作品<对话>的解读》
高名潞
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人的身体是灵魂的图景”。在行为艺术的理念中，身体自身已不是审美意义的对象，与传统的架上艺术的“人体美”的根本差异在于：行为艺术中的身体是形式创造和观念表现过程与完成的“场所”，而不是最终目的。
对此，邵亦扬教授在《穿越后现代》一书中也曾写道：“身体是一个多重意义的符号，隐藏在历史、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身体艺术在当代艺术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身体问题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理论和批评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表现在表演艺术、行为艺术、极少艺术和观念艺术中。这些艺术的表达方式相互交叉，又与性别、种族、阶级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体现了人对自身更深入的思考，对17世纪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中的身体/心灵二元对立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在挑战身体极限的行为艺术中，比较著名的是活跃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维也纳行动派（Vienna Actionists）。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的艺术家们处于二战后奥地利压抑的社会氛围中，“维也纳行动派用极端恐怖的身体艺术强烈地批评了自己民族历史上独裁的天主教会和纳粹主义的罪恶”。
从这一角度来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与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同样处在一个混乱、压抑的社会环境和气氛中。七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冷战的高潮期，且六十年代民众的反战浪潮仍然愈演愈烈，大量的美国艺术家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以资本为中心的、冷漠的、压抑人性的社会制度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而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国，由于各种社会原因，也呈现出较压抑的氛围。
创作动机
对于波顿《枪击》（Shoot）这一作品的创作动机，《Chris Burden》的执笔者之一Kristine Stile在书中有着详细的描述：
这件作品是典型地与他的心理背景有关。波顿找到一个朋友，想要他在别人看着的情况下从15英尺外用子弹“蹭”一下他的胳膊。他自从18个月之前发生的肯特大学大屠杀之后就一直在思考如果被枪击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正是美国卫兵向俄亥俄州的大学生开枪的日子，四名学生被杀死，一名永久残疾，和8名学生受伤。
波顿曾说过：“肯特大学事件对我来说是个大事（超过了1968年5月的巴黎），因为每个人（在那些天）无时无刻不在骚乱，但是突然就开始射杀。突然的，出现了另一面。
Kristine Stile认为，他对于暴力的快速的新视角产生了一个他问自己的问题。他想知道在这个‘每个人都要躲避枪击’的时候，如果我不管它并且故意地被枪击会发生什么？他的答案是：那么我一定是在一个多么诡异的灰色区域。
所谓的“诡异的灰色区域”，指的是在一种身份模糊不清暧昧有趣的结果，在《枪击》这一行为发生后，会造成这么一种结果：波顿本人既是施暴者，又是受害者。在无形中，艺术家似乎完成了一种救赎。另一方面，就已有的资料来看，就肖鲁自身而言，《对话》和枪击这一行为的创作动机似乎非常的单纯，充满了个人化与情绪化的意味。
15年后的2004年，艺术家肖鲁第一次发表了对这件作品的“说明”。在2004年写的文章中，她说：“作品《对话》的原始创意，源于个人情感的困惑。对情感生活的失落使我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状态。就像作品所显示的那样，一对男女在打电话，但中间那悬挂的电话又明显地在告诉人们，对话的不畅通。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是作品《对话》产生的原始立意。”的确，在80年代肖鲁还在上学的时期，男同学和女同学犹如天敌，从不说话，从那时候开始这种“对话”的愿望就一直被压抑着，再加上经历了初恋的破灭，爱情的失落和少女时期受到的伤害，这所有的生长过程让肖鲁体验到男女之间真正平等、健康的对话是如此的困难与不切实际。
肖鲁还解释道，《对话》组装完成之后，中国美术学院工艺系教师宋建明去看这件作品，他当时的感觉是作品过于完整，需要破一破。就这个“破”，肖鲁和宋建明谈到了用什么方法：既不打破玻璃，又有破的痕迹，这样，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肖鲁这时想到了枪，觉得用枪可以满足一下内心的需要。“出于内心的需要，我对用枪这个想法有一试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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