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纽约出版的大学教材把蔡国强列为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十大艺术家的消息传到大洋这头，许多人，包括有美术界知名人士不禁拍案惊奇：不可能，肯定是一小撮人的别有用心。 

 

　　蔡国强从硝烟中走来，过早苍白的短发如同他的作品《草船借箭》：别人的攻击，转化为他的武器。于是我们看到的永远是精力充沛的蔡国强。“胡思乱想”带给他的是来自30多个国度经久不息的掌声。 

 

　　蔡国强满世界飞来飞去，享受着名人才有的各种“追踪报道”，他常常在媒体面前强调“泉州”这个马可•波罗不会遗忘的名字。不止一次接受过我的专访的他，坦言创作灵感多来自这个失落了的泉州古港。 

 

当中国艺术在改革开放的初春中醒来之时，早已汇成欧美艺坛主流的现代艺术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1985－1986中国美术思潮异军突起，在一片眼花缭乱中隐约可见饿汉入店般的消化不良症，果然，随着1989中国现代艺术展会场上唐宋和肖鲁对着自己的作品开了两枪（创作的一部分），狂热的人们又纷纷撤下现代艺术的阵地。那个时候，蔡国强的名气远不如另一位泉州籍现代艺术家、“厦门达达”的代表人物黄永砯。他在日本筑波大学造型研究所潜心修炼，就在国内现代艺术的低潮期，他破茧而出，以古老的火药震惊了国际艺坛。“原初火球”、“飞龙在天”、“不破不立”、“有蘑菇云的世纪”成为经典传播。 

 

　　也许因为大港地位的失落，泉州才一代代地涌现出著名人类学家，比如林惠祥、李亦园、王铭铭，他们在田野考古中一次次逼近先民的文化脐带；而蔡国强在另一条更为风险的路上踽踽独行，企图在电光火石中沟通东西两极，叙说生命本体，酿造文化药方。 

 

　　蔡国强是独一无二的，正如他的每一次创作。我无法理解的是，显然已经老化得趋于保守的泉州文化，如何能孕育出他脑中那些奇思异想，茫然间，我在杨世膺的《别有用心》中找到阐释。 

 

　　杨世膺是我的学兄，我们曾先后担任过学校一份学生刊物的负责人，彼此熟悉。他的多才多艺为同学所称道，他的一些背经离道的言行当时也颇引微辞，毕业后，他在省城一家知名媒体做副刊编辑，听说也时常跑神，“移情别恋”，不免为之一叹，直到读到《别有用心》，我方如梦初醒，为世膺的用心击节叫好。 

 

　　蔡国强不是哲学家，然而他没有放弃对人类生存环境，特别是东方与西方、后殖民时代、网络时代带来的文化困境的思考。蔡国强的奇特不是故弄玄虚，他最满意的是普罗大众喜欢他的作品，那些把自己异化，甚至标榜不与政府合作来体现特立独行的现代艺术家，在他看来是可笑可怜的。 

 

　　假如没有上海APEC，没有那场他担纲导演的全球瞩目的焰火晚会，蔡国强可能至今还难被官方接受。在政治主导一切的中国，我们可以原谅四川美院的艺术家谴责《威尼斯的收租院》时暴露出的浅薄与偏见。必须承认的也许只是一点，蔡国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他在各种随机应变中让世界一次次地惊奇，他用火药和中药为这个病疾严重的星球开出了一帖帖处方，企图治疗社会文化病灶，可谓用心良苦。可惜，由于对现代艺术的生疏、由于文化底蕴的不足，许多对蔡国强及其创作的解读都显得缺乏说服力。 

 

杨世膺来得正是时候。《别有用心》作为国内第一本介绍蔡国强艺术的专著，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杨蔡源自青少年时代的共同爱好和亲密的合作关系，更由于杨世膺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他以独特的视角把蔡国强的行为艺术纳入八卦方阵中重新演绎，在古老的八卦空间中描述现代艺术内涵，而不屑于只为艺术作品作注脚。所以说，《别有用心》本身就是蔡氏作品的二度创作。尽管这样的创作不一定是蔡国强的原意，却符合现代艺术的精神。

 

（晓鸽）

本文作者：郭培明（晓鸽）是《东南早报》总编、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