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用心》是国内第一部研究蔡国强艺术的专著。对于本书所作的努力，可以不夸张的说，它是目前汉语界对蔡国强艺术活动所作的最为全面深入的剥析与阐释。台湾艺术评论家倪再沁（前台湾省立美术馆馆长）看完书稿后对作者杨世膺说：“我只敢写蔡国强在台湾，其它地区的就不敢写了……我想能这么透彻写蔡国强的作品，恐怕以您为最了。”

 

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第一”而“最”，也只限于“填空”的意义而已。《别有用心》还在艺术评论的写作与阐释方式上进行了一些独特的尝试，这大概才是我以为它值得重视的更主要原因。

 

熟悉现代艺术的人都知道蔡国强常常给理论家们带来很棘手的阐释难题，理论常常很难包裹住他发散性很强的艺术创作。而杨世膺令人意外地以八卦方阵的特殊结构，“拢”住了蔡氏这条见首不见尾的东方之“龙”。

 

从1987至今，小活动不算，蔡氏的个展和群展超过百个。对他这种世所罕见的高密集又大震憾的“蔡国强现象”，西方媒体形象地称之为“蔡国强旋风”。他之所以能带起这股“旋风”靠的是作品中蕴含着的某种奇异的张力——既是弥漫性的又是尖锐的。从泉州古船到现代广告、从三宅一生艳美的时装到美国内华达核试验基地、从闽南废弃的龙窑到南非废弃的电厂墙体，好象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进入蔡氏的作品的。他总是能以他的作品连续点中人类文化的“穴位”，以东方式的敏感与穿透能力，把诸多矛盾对立的东西轻松自然、而又和谐统一地摆在一起，在多种文化之间、多个层面之中产生丰富的意义折射，以至于严谨整饬的理论阐释在他的作品面前常常显得捉襟见肘。因此，以分析与逻辑见长的西式思维模式，对于蔡国强作品中复杂而微妙的、很难清晰描述的内在张力常常缺乏有效的阐释能力。或者能够就一个具体作品进行深入分析，但却无法在他的系列“旋风”中找到一条哪怕是隐微的内在线索。

 

作为自小一起长大的画友、挚友，相互砥励、共同成长的背景使杨世膺与蔡国强总是能够意气相通，即使多年分别、相距万里，他们一旦会面就总是感到心气相应。对于艺术评论多有用心的杨世膺，在搜集关于蔡国强的评论与报道过程中，就常常觉得它们多有削足适履的弊病，总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漏掉了。在深思多年后，他终于找到独特而奇异的东方学说——“易”学，来“安置”蔡国强多维多元多层的复合体。八卦中相生相克、相反相成又对立统一的复合多维结构，让我们窥视到蔡氏“大杂烩”式热闹非凡、令人眩目的艺术现象中的某种内部隐微的联络，收拢、同时撞开了蔡氏道不清言不明的多重深意，在东方式的思想框架——八卦方阵之中恰当地阐释当代西方主流文化的艺术现象，这也可以说是相当特别的一种“思想创作”。没有同时对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当代艺术都有精深而独到的领会，恐怕是不容易做到的。难怪倪再沁面对《别有用心》的书稿时会自称“完全没有置喙的余地”。

 

这样独特的阐释方式让我看到了古典理论潜藏的活力和有待挖掘的价值。易学中对于变化、冲突、交融诸种复杂、纠缠、开放的关系具有强大的容纳与整合能力，它能够为突破线性单向的理性逻辑以及三维时空的思维模式，建立复合多维的容纳空间提供一个可能的样式。它能够使得阐释活动，不再是让意义在开放中消解了，而是在开放中得到容纳与整合，从而提供一种富于活力的阐释方法，获得更有弹性的理解方式。说到这里，倒让我想起，对于弥补或修正后现代理论中提倡多元但又容易滑入了平面嬉戏、放弃深度、取消价值的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易”学中多元多维的深度模式当可提供有益的启示。也许，不是传统语言丧失了当代的阐释能力，而是浮躁的现代人失却了深入表面世相的能力。失语的不是“语言”本身，也许就是语言的使用者——人。

 

有意思的是，杨世膺的《别有用心》本身也是一个充满弹性的文本，跟他所阐释的蔡国强艺术的特性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运用富于生机活力的“随类赋形”艺术手法，把多重异质的东西罗织成一个多维的整体。在八卦方阵中，该著作各章的文字根据天地风雷水泽金木“八卦”，把蔡氏看似散珠一盘的艺术现象，依照“易”的特殊的时空模式把它串在一起，并根据不同的卦象所代表的不同基质和意蕴，结合蔡氏不同的艺术手段与表达方式，作者采用了不同的阐释视角、不同的组织方式来恰当地“赋形”。不同篇章之间各自不同的文字形态，既相互独立又统合于“易”的复合多维整体之中，似乎随心所欲，似乎杂乱无章。这样别致的著作形态正与蔡氏的“大杂烩”形成了某种内在的奇特应合。

 

比如，“不破不立”一章，依照“艮卦”含的“止”意，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的意思，引申出“述而不作”的写作角度，把蔡国强“引爆台湾省立美术馆”这个作品从构想到实现的整个曲折、环复的过程本身，当作是一个意蕴丰富的“作品”，尽量以所谓“客观”的“导游”身份，作一个“忠于事实的抄录”。引领读者自己去体会兴奋、希望、理想、等待、失望、担心、变化、侥幸、艰辛、紧张、喜悦、冷静等等千回百转的思绪。

 

再比如，“百年天约”一章，作者根据“坎卦”“陷”的意味，引申为“参与”“有约”，深入分析蔡国强效应的“参与”意识，指出蔡氏作品的设计总是尽量充分地考虑到作品放置的特定文化环境与特定的空间、特定的参与观众、特定的媒介以及自己的参与方式，从而，让尽可能多的文化因子共同“陷”入于蔡氏“精心构筑弯曲的时空”中，在交错、纠缠、冲突的相互作用中，作品的内在张力与后续效应因此有了宽阔的延展空间。从而揭示出了蔡氏“谜一般张力”的内因。　　

蔡氏最著名的“爆炸”艺术。作者则把它安置在“离”卦中，此卦五行为“火”，“本象为日，日高悬空中，光芒四射”。作者分析、追述了蔡氏以“火药”为“文化西征”的“武器”，明快流畅地“炸”开了一条从日本开始、辐射欧美的通往西方的文化甬道，一步步实施着他胸怀全球的“文化战略”。除俄罗斯外，英、法、德、俄、意、日、美、奥“八国联军”都被他炸遍了。只是这种“炸”的方式是以友好而积极的态度来参与对方文化的探讨与反思。

 

“坤”卦承载的一章“生命之光”，据“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意，五行属土，引申为“生命之本”。整章的文字似乎是在古今中西的跨时空中畅想生命内涵与意义的现代人写就的数则抒怀断想。

 

杨世膺这样的阐释方式使各个章节之间，就不再是简单的前后相接，也不再是线性逻辑关联，而是在有机联系之中，包含了很多的跳跃，甚至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让有心人自己去见仁见智了。作者在行文中有意地保持着比较轻松开放的阐释方式，有时还以诙谐活泼的笔调来应和蔡氏的“有趣”，以至常常有散文化的倾向。有些地方，作者甚为大胆的猜度也一任其奔肆，如在论及《威尼斯收租院》时，竞“望文生义”，不惮于从“收租院”的字面意思去惴测：“蔡国强跑到威尼斯的文化殿堂收‘文化之租’来了，这应该算作一种宽宏而文雅的文化清算。……西方欠下了我们一大笔文明债却没能要回来，或者说，没人想到要要回，甚至不会去想到有这笔债的存在。……他找准了时机，在千年之交的威尼斯，摆开了他的文化祭坛——‘收租院’。这样的‘收租’其实是一种精神的苦楚，我深知蔡国强内心深处的民族之痛。”

 

作者并不试图强作解说的姿态，使他在蔡国强“纷乱”的作品面前获得了一个相对超然的态度，能够自由出入其中，而不至于陷入蔡氏迷人的“文化陷阱”之中。这一著作的阐释进行了这样的尝试：把蔡国强的艺术当作材料，创造性地把它溶成了一个新的结构之中。这不仅仅是进行注释和评论了，还包含了独特的想象与创造。

 

对于这一著作的理论意义，蔡国强有一个清晰的评价：“它的意义不在于对我一个人的艺术活动之评论，而在于力图开拓一个东方的当代艺术家如何在认识论与表现方法论上与本土文化的根源发生关系的研究基点，这是有别于西方当代艺术史的非常有必要的工作。近十年来，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开始在世界的舞台上‘兴风作浪’，并且这舞台上也有了‘翻云弄雨’的中国的当代艺术策展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相比之下，理论上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围绕着艺术家，艺术作品而展开的理论研究似乎还很不够。看来，这本书的‘别有用心’的意义应在这里。”

 

是的，《别有用心》的“用心”之处应当就在这里了。

 

（本文发表于《福建艺术》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