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为中国“埋地雷”
行业评论家表示，很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存在严重的炒作现象。
例如，2007年纽约苏富比春季拍卖会岳敏君的油画《金鱼》以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成交。当时在现场无人举拍，而是3个电话委托买家在竞争，这种手法是一些炒画者惯用的。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代表中国古代艺术最高水平的黄公望、八大山人及近现代艺术最高水平的齐白石、黄宾虹等诸多公认的大师之作，也仅仅徘徊在几十万元的水平。“其根本原因是炒家手中缺乏低价的批量‘筹码’。”上述评论家表示，垄断并掌握话语权，是坐庄的先决条件。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表示：“国内很多古董商豪情万丈地去‘救国宝’，其实对方早放着家里的‘宝’等着你去抢救。行话就叫‘埋地雷’。”
谢辰生说，纵观十多年来中国艺术品拍卖风云，不难发现一波波天价潮流的幕后“庄家”，大多是港台及国外的艺术品商和收藏家。
“从明式黄花梨家具到掐丝珐琅器、文房雅玩，乃至中国当代艺术品和高端官窑粉彩，在国内藏家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已经被炒出了天价。在我们明白了掐丝珐琅器应该是天价的时候，人家早已悄无声息地囤积起来了。”在谢辰生看来，拍卖行以及藏家采用的手段并无新鲜之处，无非是通过制造事端、引起关注，然后挑动“口水战”，进行“金钱械斗”，最终坐享“渔翁之利”。这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举国追逐艺术品的热潮并无二致。
一个基本的规律是：海外拍卖行和藏家总是善于发现国内藏家所没有发现的价值，而且有耐心慢慢积累，精心梳理，出版、展览，逐步推升其价值。
美国、欧洲、中国香港特区、中国台湾地区还有东南亚的华人炒作者们喜欢的方式是：把一件还过得去的艺术品，有时候甚至是有赝品嫌疑的所谓“回流作品”，拿到有勾连的艺术拍卖公司，联手做局拍出一个较高的价格纪录，然后等上几年再次拿出这件作品拍卖，希望有后来的富豪能够顺利“入局”。
收藏家高先生介绍称，目前诸如乾隆粉彩镂空瓷瓶之类的明清官窑高端瓷器，大量的藏品其实在国外。而美学价值、文化价值更高的商周期的青铜器，却价格远逊于前者。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大量藏品仍在国人手中。
据不完全统计，文物收藏量在10000单位以上的古董商在全球有3000人左右，正是这些不同国家的重量级古董商在全球控制并推动着一个复杂而紧密的文物交易网络。
出手前的“最后表演”
对于尤伦斯等海外藏家接连批量出手的行为，业界有个较为普遍的共识：从2008年开始，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外对于文物艺术品收藏的热情在下降。而在中国，对文物艺术品却出现爆发式的求购热情。这对于国外收藏家而言，是一个绝佳的套现机会。
对于这些国外高手，退出前必要的铺垫还是必要的。
如苏富比拍卖尤伦斯的现代作品前，专门在北京UCCA尤伦斯艺术中心安排预展。苏富比之后两个月，又有北京保利举办的“尤伦斯男爵藏重要中国当代艺术场”拍卖。一系列造势活动，使得中国当代艺术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不出预料，苏富比和北京保利的尤伦斯专场拍卖都取得空前的成功，但就拍卖而言，疑点重重。
有专业人士曾将尤伦斯拍卖的结果与“安涅丝艺术指数”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对比发现，尤伦斯此次拍卖的结果都有着超乎意外的价格。“安涅丝艺术指数”样本数据来自当代艺术类别每年总成交额前三的拍卖公司的数据，它们是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在中国地区拍卖的纪录。
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都像是退出前的最后表演。
其一，中国当代艺术品自2008年达到顶峰之后，一直呈下滑状态。而在2011年的春拍，单就这一场拍卖来看，尤伦斯的抛售，对中国当代艺术事实上发出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正常状态下的价格不可能有如此倍数的上升。由于拍卖公司的保密，外界无法知道为何仍有国内外人士肯出翻倍的价格接手这些作品。
其二，不管谁接手，这只不过是尤伦斯即将抛出的一千多件作品中很少的一部分，仅约十分之一。从经济效益上考虑，尤伦斯即使是自己接手一部分，也非常值得——苏富比的佣金是25%(公开报价)，“营销”成本最多不过8000多万元(实际上会更低)。考虑到其后的大量作品，当然划算。
关于尤伦斯最后的“表演”，还有事例提供佐证。
之所以抛售中国藏品，尤伦斯表示，主要一个原因是由于自己年事已高，子女对收藏并不十分感兴趣，所以他并不计划把自己的藏品留给后代。但话音刚落，尤伦斯宣布准备进军印度艺术品市场。今天的印度，尤如几年前的中国，一方面国内对当代艺术重视不够；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富人未来可以接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