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张丁守着他从民间征集来的4万封家书，过着近乎窘迫的日子。
走进张丁位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公室，俨然进了仓库，这里柜子里、桌子上、地上堆满了牛皮纸包着的家书出版物，以及从各地寄来的捐赠家书的包裹。
现在，4万封家书从张丁与朋友的私人公司，搬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展厅，成了公立博物馆的资产。而张丁则成了“替公家打工的人”，他现在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这与张丁最初规划的路线已经有了一些偏差，但是，“家书搬进公立博物馆，起码使这个项目避免了死亡的风险。”张丁说。
4万封家书的来路
远在大洋彼岸、素未谋面的安德鲁·卡洛尔的经历，促使张丁辞去了央视的工作，投入了一项前途未卜的“事业”。
安德鲁·卡洛尔，美国历史学者，他从1998年起在美国征集战时的家书，并于2001年将这些家书结集出版，名为《战争家书》。此后，《战争家书》长期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听到卡洛尔的故事时，是2004年的冬天，张丁正开车走在下班的路上。他突然觉得被触动了。家书承载着生生不息的血缘文化，折射出道德、伦理、礼仪等传统文化的精髓，包含时代特色，可谓“文化遗产”。中国有很多著名的家书，远的如诸葛亮的《诫子书》、王羲之的《姨母帖》，近的有《傅雷家书》等。而散落在民间的家书更是灿若繁星。在互联网、电子通讯日益普及的今天，家书也许要就此失传了。
2005年4月，在张丁的促成下，费孝通、任继愈、季羡林等46位文化名人联合倡议，发起了“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家书如雪片般飞来。
到目前为止，张丁共征集到42000多封家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07年任鸿隽(孙中山秘书)致诸兄弟书，1909年—1911年蔡锷(民国初年将军)致石醉六书，1922年沈钧儒(曾任民盟中央主席)致夫人、杏儿书等等。更多的是普通百姓的家书。
“一封普通百姓的家书，单独来看，是没有太大价值，但数量巨大，作为整体来研究时，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不可估量，是非常鲜活的民间史料。”张丁说，这42000多封家书绝大部分都是在2005年、2006年征集到的。那时候，各方都关注，媒体的宣传力度也很大。现在，家书项目好像有点“销声匿迹”的意思。
张丁说，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字“钱”。“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很多人都劝我放弃。但是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他说，也许别人不能理解他把家书项目当作一项有意义的事业，而不是赚钱的生意在做。
把4万封家书“交公”
拿什么来“养活”4万封家书？而且，张丁的愿望还不仅仅是“养活”那么简单，他希望把家书项目做成一个公益性的文化产业，创办国家级家书博物馆。
在产业化之路上，张丁想过找企业赞助，但企业要求冠名，他不同意，认为这会伤害家书捐赠者的感情。他还找过风险投资，但对方要求年回报率达到15%～20%，对家书这样需要长期投入的文化项目并不青睐。
曾经与张丁合作的创业伙伴先后退出，张丁独自接下了4万多封家书，也背上了十多万元的债务，同时还要“不断往里贴钱”，“工资、稿费，都搭进去了。”
市场化不成，把4万封家书“交公”也许是唯一的出路。
9月7日，站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家书展厅，张丁对记者说：“120平米的展厅，都是学校支持的。这在外面上哪找呢？”
展厅位于地下一层，有些家书和老照片由于受潮已经变色或粘连了，张丁看着很难过。他告诉记者，中国人民大学已经批了一个更大面积的展厅，正在装修，他的家书马上就要搬到地上二层了，“那里条件好，恒温恒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