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皮村的一切仿佛都处在某种现代主义城市想象的反面：散漫、未经任何规划的建筑高低错落，坑洼不平的道路两旁连成一片的是作坊的门脸，墓地就紧挨在大街的旁边，这里的蓬勃和荒芜是一体两面，似城非城、似村非村的杂交和边缘景象，仿似在挑衅着那些关于现代社会及秩序的规范性论述。很难想象，在这片被都市遗忘和抛弃的边缘地带，竟有一间“博物馆”存在，除非亲自穿过略显拥挤却井井有条的展厅，狭小而总是人气满满的放映室和图书馆；或在展场外面的帐篷剧社中坐下，观摩一出附近工友居民自己排演的戏剧。恐怕更难想象的是，这间仅百多平方的小院落，事实上在北京五、六环之间广大的城中村区域扮演了文化中心的关键角色，它还是全国打工者文化交流及社群建设的重要平台。自2010年6月开始，“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整个展厅被搬到马德里的索菲亚皇后美术馆，随后是柏林的世界文化宫， 以及玻利维亚的国立美术馆和人类学与民俗学博物馆。而这一切的起点仅仅是几位打工者的自发组织。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负责人孙恒是最主要的发起和策划者，这位1999年便踏上打工之路的前音乐教师，有着丰富的组织和动员经验，自2002年起，他同几个朋友组成了“新工人艺术团”，工作之余利用空闲时间到工地、工厂、社区给工人做义务演出。这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前身，到2008年博物馆正式开放时，孙恒等人已自发组建了打工艺术团、工友之家公益组织、工人子弟学校等机构，并在乐施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筹办了三届工人文化艺术节，编演了两部戏剧，出版了四张唱片，拍摄了两部纪录片。无论是电影放映、戏剧演出还是艺术节举办，位于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都是最重要的活动基地。在孙恒等人的设想当中，打工文化博物馆一方面的功能，是记录打工人群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用实物、文字、档案等构筑起不同于主流叙事的另一重发声空间；另一方面，则扎根于皮村社区，服务于本地居民文化生活的直接诉求，并以凝聚社区认同和促进成员沟通作为一项工作重点。
如此，这间小小的博物馆以耐人寻味的方式混杂了来自各个层次的问题和讨论。它的创建，正是现代博物馆启蒙理想的体现，即通过展示活动带给参观者新的体认与经验，传播和营造打工群体的文化氛围，开展社会公众倡导以增加社会对打工群体的关注理解、尊重与支持。体现在展览设计上，是以展示和促进公众认知为主的普及导向，并有意向正规的公共博物馆的展陈方式看齐。虽是因陋就简，但展板、数据、图表、文献、实物等陈列一样不缺，在公众教育方面更仿照公共博物馆的工作方式建立博物馆通讯和工作坊等活动。事实上，条件和规模并不是打工文化博物馆区别于传统公共博物馆的前提，真正使它有别于其他机构的，是其完全自觉自发的自我组织实践，同传统的“自上而下”模式相反。而这一点恰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博物馆运动与实践的核心所在。
同时，中国特殊的现实语境和历史条件决定了打工博物馆亦需担负起为打工群体建立和描述身份认同的象征化功能。打工人群这一长期被边缘化的庞大群体，自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所面临主流话语的忽略和挤压，政府力量的控管和隔离，民间叙事的污名化和漠视，使他们迫切建构自己的主体身份和文化形象，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张力。一方面，通过打工者自愿捐赠的照片、信件、证件、工资单、欠条、劳动合同、工伤证明、生活用品、工作服、劳动工具、报纸、书刊、政策文件、打工文艺作品的展陈，来质疑公众通过媒体等间接渠道获得的打工群体形象。另一方面，以打工者自己创作的戏剧、诗歌、音乐、影像，来争取自己的发声渠道，划清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话语、市场逻辑引导下的多元话语和“为农民工立言”的社会精英话语之间的界限。背后支撑的正是打工者建立群体认同和参与社会融合的强烈意识。
但更引人注意的打工博物馆在当地社区中自觉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功能。博物馆设置有公众阅览室、放映厅和剧场，被有意地建设为打工者文化创作的汇报和展示舞台。由、孙恒等活跃分子创作的《团结一心讨工钱》、《生命之歌》、《打工最光荣》等歌曲，会在这里经常性的演出，而附近的工友居民亦会积极响应。这些歌曲的mp3，都可以在公众阅览室里自由下载。博物馆结合当地资源，定期为社区打工家庭的儿童开办工作坊，引导和鼓励孩子们用图画和摄影的方式记录生活，更促发居民们对强制拆迁、户籍制度等社会现实问题给出自己的思考与认识。在孙恒看来，在中国两亿多人逐步城市化的进程中，必然会造就大量类似于皮村的打工者聚居区域，他们在这里会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及组织，而皮村的尝试与探索正是团结群众争取社会资源、调动基层力量自我建设社区文化的先声。或许可以认为，皮村的打工博物馆正是新型 “社区博物馆”建设结合具体环境的初步尝试，从中可以窥见的是草根性力量不断凝聚的前景，基层社区自治的更广阔的空间和更灵活的实践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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