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繁荣，离不开创作、展出以及观众的感应。王璜生把美术馆当成画布，广东12年，北京3年，画出抢眼的画，攒成了近百场杰作云集的艺术大局。
　　通往美术馆办公区的门经常没有关严，一推就开，可是王璜生进出时还是习惯性地每次都先刷门卡。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他是规矩的制定者，也是身体力行者。
　　他走路快，吃饭快，做事也果断，唯有说话因为潮汕口音快不了。他像宫崎骏笔下的移动城堡，体内有一团不会熄灭的火焰，喷着气在美术馆上上下下忙碌，制造出各种动静。
　　“如果我选定了一件事要做，就一定要将这件事做成。”王璜生这样描述自己。
　　2009年7月调到北京工作，家人朋友都反对，但他不管不顾，一阵风似的就来了。待得再舒服的地方也不是终点，做得再顺手的事也不是唯一的事，他一直在往前走，用三年时间，让一所大学美术馆获得全国声名，变得更有活力，更有影响力。
　　2012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央美美术馆有四个展览同时进行，2012届研究生正在答辩，他的个展“后雅兴”进入最后筹备阶段，文辑《王璜生：美术馆的台前幕后》中的第一本《作为知识生产的美术馆》也即将出版。除此之外，还有无数要他参加的会议、签字的合同、过目的文稿、接待的客人……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王璜生总是将几件事同时铺开推进，好像这样做能爆发出更大的能量似的。
　　谈到王璜生在北京三年的表现，将他作为人才调来央美美术馆的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用了六个字：“果然不负众望。”
　　王璜生的办公室就是他的工作室，因他核心的作为都在这里完成。办公桌背后的墙上贴着员工通讯录，两份2012年度展览计划表——每份都用笔密密麻麻添了好些内容，一封来自央美老先生钟涵的长信，一份图片PS教程，还有一张A4纸写明“亚麻布展墙、钢、木数量”。
　　占据了一面墙的书架上以工具书和画册居多，平时很少翻动。最近看的书报杂志高高地堆在被四面沙发围住的方几上，看起来岌岌可危，就连他平日午休的沙发，也有一半被纸书占着。
　　与书架相对的矮柜边整整齐齐码着各种寄来的书籍杂志，数量足可以填满书架的三分之二。“这些杂志很有用，积累下来可以变成我们馆的资料室。”
　　他是嗜茶如命的潮汕人，办公室却没有一套完整的茶具，只有一把小壶配半打纸杯。日常事务轮番来轰炸，似乎永远也忙不完，他一开始就承认并安于这一点，干脆痛痛快快地彻底投入。
　　忙起来，馆长办公室起码有三四拨人在等着他处理各种杂事。他几乎不在办公桌后坐着，而是站在办公室当中，以便照应到屋里所有人，这迫使来找他的人也只能站着。
　　当他离开，来找他办事的人也都跟了出去，办公室的座机和分机此起彼伏地一直响，隔了好久才安静下来。
　　在繁荣的当代艺术市场，王璜生是重要的在场者。他干得更多的是类似于艺术推手和艺术召集人的活儿。
　　艺术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与它不期而遇就会被它改变。美术馆专门制造各种与艺术的不期而遇，而王璜生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提高这些不期而遇的质量。
　　谁都不可能脱离美术馆谈清楚王璜生。在艺术圈，他做过理论工作者、职业画家，但美术馆馆长的身份真正使他立住了。在繁荣的当代艺术市场，王璜生是重要的在场者。他干得更多的是类似于艺术推手和艺术召集人的活儿。
　　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1997年至2009年在广东美术馆12年间所进行的知识生产，他组织策划的“广州三年展”、“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大型摄影展”和“广州摄影双年展”等展览，让公众欣赏到当代最好的艺术，使广东的艺术界更有人气和活力，也推出了他自己。
　　2009年7月王璜生任馆长之后，央美美术馆先后举办了意大利乌菲齐博物馆珍藏展、王式廓百年纪念展、“超有机—CAFAM泛主题展2011”、瓦尔达回顾展等精彩展览，不间断地为北京端上艺术大餐，迅速跻身一线美术馆。他还着手整理馆藏、创办《大学与美术馆》，编写美术馆年鉴，推出“数字美术馆”等。
　　2008年第一次来参观央美美术馆，王璜生就喜欢上了这里。“这个空间特别适合做当代，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所有的可能性都需要资金支持，但学院背景决定了央美美术馆很难与商业机构达成一致。
　　“很多美术馆可能是不缺钱，但是我们用于专业的钱确实是非常少。今年尤其是困难重重，几个项目都没有找到赞助。”美术馆缺钱，原因是王璜生不让步，他不愿拿艺术家和艺术品当筹码，更不愿出让美术馆独立自主地说一件事的权力。
　　“很多事不是等条件充分了才去做，而是应该做就去做。所以必须有两套架构，有钱是有钱的做法，没钱是没钱的做法。万一我找不到钱，照样能做得漂漂亮亮，如果找到钱，那就做得更好更夸张。”
　　“我读过美术史，也在这个行业里混，一看就知道哪些有意思哪些没意思，我觉得自己其实也画了很多没意思的东西。”
　　王璜生几乎没犹豫，就把个展的名字定为“后雅兴”。“我对当代艺术的判断、介入与推进是因为我读美术馆专业，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但是从情感上来说，我往往对传统的、典雅的东西更有感觉。”
　　尹吉男也说，王璜生的非职业艺术创作状态，与古代的“文人画”有些相像。
　　小时候学画，作为画家的父亲王兰若一直鼓励王璜生：“画画多好啊，你画春天，春天就来了，你画秋天，秋天也来了。”这是他接受的最早的艺术启蒙，很不切实际，很浪漫。
　　画画的王璜生，跟做馆长的王璜生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以至于他在两种状态之间进行切换时会遇到困难。“画画需要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间进入状态，开始画时几乎一张一张都好。但是我这么多年都是又忙又纠结，有时想画没时间画，有时因为焦虑画不出来，有时画了感觉手很生……”
　　“其实我挺不满自己画‘悠然’什么的。我读过美术史，也在这个行业里混，一看就知道哪些有意思哪些没意思，我觉得自己其实也画了很多没意思的东西。”王璜生说。
　　在寻找有意思的东西的过程中，他画过拓印的东西，画过抽象的东西，去过西藏回来也画过一些很单纯的东西，但是都没觉得特别有意思。
　　到北京之后，他承袭自父亲的浪漫基因被北方变换的四季景象所激发，那些落在院子里的花叶、黄沙、秋雨和霜雪都触动着他，促使他开始新的创作。后来他在宣纸上圈点，画下抽象的线条，这才重新觉得有意思起来，有了“游·象”系列。
　　王璜生到央美美术馆没多久，第一次组织聚会就喝醉了。“偶尔过量挺开心的，在广东馆的时候，每一次春节前的聚餐我都是喝醉的。”
　　在广东美术馆12年，他与馆里的员工达成了默契，“我抓哪几个点，他们都知道，也基本能将它做出来”。
　　在北京，王璜生展开工作时选择的余地多了很多，好的选题、好的课题、好的展览源源不断，关键是选择什么深入下去。“如果我有某种焦虑的话，就是有时觉得力不从心，觉得自己没能跟周围的人有效地配合之后将事情做得更纵深。”
　　他很清楚，谁也不能凭一己之力做完所有事，必须要一个团队互相配合，才能将一件事做得相对到位，而这需要不短的时间去培养。
　　中央美院的校园中间有一片草地，5月底临近毕业，学生在那办起跳蚤市场，中午在学生食堂吃完饭，王璜生就坐在草地上抽烟，晒太阳，听待售的CD，这是他感到特别愉快的时刻。
　　即使画卖得更贵，住更大的房子，享更好的美食，他可能也不会比现在更快乐。“我不会把自己的年龄、身份看得很重，凡事自在一点、快一点，时间对我来讲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