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敬东《战斗英雄》
沈敬东《兔子》
众所周知，2003年之后的著名当代艺术家沈敬东创造了一系列独特的“沈敬东式的图像”，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这种图像保持了稳定而持久的耐力。伴随着中国当代消费主义文化全面的蔓延，艺术家在面对图式与符码有效性时，梳理其中的形象或者清理图式的赘余成了难点。然而，对图式、符码或者形象都做过深入研究的沈敬东而言，能创造性地把混杂的图式剔除，从而有效简洁地塑化一种“英雄族谱”，并将这种“族谱”的喻意反转至政治意识形态的“游戏地带”，以玩偶的形象来诉求革命记忆，这一点就难能可贵，更何况在当下问题不断衍生相互缠绕的文化语境中，艺术家沈敬东的作品貌似简单，后面则蕴含着历史叙事向当下复杂现实的过渡。
近些年，沈敬东作品中开始出现以英雄或者动物形象的“包扎系列”。笑容可掬，漠然或者悲伤的“英雄们”开始“受伤”了。英雄性格决定了“英雄们”必须要承受的悲剧感在作品中毅然转换成卡通式的受伤感。我想这不仅仅是艺术家本人身处现实观察到的关于人的处境有关，更重要的是由心境催生了一种爱莫能助的感受。尽管包扎可能受梵高、博伊斯、克里斯多夫等文化英雄的影响，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当梵高包扎自己割掉的耳朵时，除了生命本身的痛苦之外，“包扎”编程了一种由行为引起的符码变异。沈敬东视这些包扎自己的巨匠为“英雄”，其中也暗含了这么一种逻辑：作为文化理想主义的英雄，已被现实刺伤，现在需要“包扎”，并将这种行为纳入到“沈敬东式”的图像中来，虽然这种图像往往以文化符码的样子向外辐射，并与流行文化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
所以说，沈敬东是那种掌握公共情景，并在此情境中游戏，游刃有余地将艺术语言抽丝剥茧后创造自身图式的艺术家，更何况，这种图式的来源如文章前面所述的是来自泥塑、连环画、卡通画、木偶等旁人看来不起眼的民间艺术，具有广泛的流通性，以此区别于任何当代艺术家。
纵观沈敬东不停地变换着“塑化”与军事题材相关的军人与“英雄”形象时，艺术家其实是游走在“英雄”的情境里，他们一定也深谙社会现实的秘密与对隐藏真相的追寻，以及为何通过“玩偶”那样的脸庞与身形，针对性地对我们存在的环境作出回应，这不仅仅是沈敬东对艺术语言出色的控制能力所致，而且在观念已经找到表达的媒介来展现一个“玩偶化”的世界。当“英雄”形象演绎为一种玩具形象，这个玩具本质上是一种可以不停地相互衍生的艺术符码，这与艺术家自身对现实与艺术的洞察力以及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将“英雄”情结、革命记忆与玩偶糅合在一起制造了一个特别的情境，尔后又能区别于主流艺术史，沈敬东在艺术内部所做的努力彰显其价值，大型作品《开国大典》、《和谐系列》等便是佐证，它们均在降温反讽、戏仿、批判等热度较高的词语，它们是陌生的第三者，介入、参与，甚至发言，把自身安置在游戏化的情境里，最后揭露了“英雄”的本质：他就是他自身需要揭示的命运的形态，它们既可能是塑料玩偶，也可能是人，也可能是被细细玩味过的政治意识形态，闪烁着耐人寻味的的艺术元素，而这些元素则来自艺术家现实的经验。
在经验之上，也就是作为生活所铸造的“英雄”反转，是沈敬东军人生涯的记忆与诉求，然而这一切特殊性不妨碍呈现为中性的艺术语言。“英雄们”塑化之后，作为“沈敬东式”的图像，治疗着我们的观看，我们对“英雄”族谱的文化理想主义式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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