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似乎是一种巧合，每一年的三八女性节之前都会有一个与女性有关的焦点问题出现。鉴于关键词搜索的敏感性，本人就不在这里重复往年的历史问题了。今年的上野千鹤子和她与北大三女生的对话在二月上了热搜，引发来自社会各界的争议，我在北京出差，济南开会和到上海讲座的十天左右的时间里，每天都在陆续收到朋友们发来的有关链接。有人甚至对我说：你应该成为中国的上野千鹤子。
嗯，感谢朋友们对我的关注和信任。但我想给予的回答是，我从不想成为谁，更不想为成为谁而专门成为谁；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准备好了接受上野千鹤子吗？换句话说，中国有产生上野千鹤子的土壤吗？
所幸的是，上个月二十号在北京介于中国学者戴锦华和上野千鹤子的一场对话“罕见地”没有提及西蒙·波伏娃。这是多么的不容易，不简单；显而易见，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在中国的出现是非常令人可喜可贺的，尽管它还仅仅出现在非常小的学者知识分子圈层内。还有令人欣慰的是，我在上个月二十六日在上海与来自社会各行业女性们的座谈和对话中（主题为 « 女性意识的成长与觉醒 »）看到她们的积极思考和提问，有些问题甚至是很尖锐和深刻的，她们的年龄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不等，最重要的是，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我在十几年之前的中国女性那里所没有的状态：温婉，阳光，知性，好奇，平和和从容。当然，上海是一个具有特殊文化历史背景和底蕴的地方，它的独特性必然决定了它的非普遍性，中国有一种文化叫“上海文化”，即所谓的海派。在西方人看来，它只代表上海，不代表中国。
非常遗憾的是，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有“所幸”就必有“所不幸”。就在离开上海的前夕，我收到两则信息，都是邀请参加一年一度“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的。只是他们彻底换了一种说法，一个叫“女神节”，一个叫“女王节”。我问对方，女王节是个什么东西，实话说，我心存惶恐。对方语焉不详，或许是觉得我的问题太愚蠢。我说，不需要把女性一下子从奴隶变成女王，把她们正常当人对待便已经很好。对方是男性，肯定觉得我是个刺猬。无独有偶，这事儿让我想起上野千鹤子的 « 看不见的女性 »扉页上的那句话：“献给不屈的女性，继续当一个难缠的人”。
面对女性问题，历来没有作业可抄
首先确认的是，我们既然用的是汉语论述，那么我们谈论的肯定是中国的女性问题。去年的十二月，我在接受美国华裔艺术家郭桢的邀请所做的讲座“女性主义艺术观念认知的困境”时提到过这个问题。所以今年的这个三八女性节，我们所面对和针对的是“中国女性主义认知的困境”。
如果可以把时空当作一个坐标系来观看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女性问题，纵向（历史）显示所给予的线路图，似乎是断层的，碎片化的和没有关联的。比如说，中国女性主义的觉醒其实早年在五四运动之后就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报纸，电影，话剧，艺术，小说文学诗歌一应俱全。那么，论证我的”不可随便抄作业“的说法，有一篇小说特别能够说明问题，就是鲁迅的小说“伤逝”，读过的人都知道它的结局很悲惨，鲁迅甚至还写过一篇更加有力的文章“娜拉出走后怎样？”。这种状况，后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似乎灭绝和完全改变（中国人民都已当家做主人，没有女人再要出走）但改变并不意味着“变好”，“妇女能顶半边天”是典型的政治正确的一个范式。而三十年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女汉子们的各种拼命或部分女性的自甘卑微则又构成了另一番具有时代征的全景图….所有的这一切隐藏的社会历史背景到底与人性里的东西能够达到多大的契合，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和深究。
上野与北大三女学的对话被大家一致诟病，是件好事，说明大家的反思和批评意识很强烈了，这种主动思考和行动力或许是值得关注和点赞的；但另一方面，它的统一口径般的一边倒又再次带来一种嫌疑：第一，网络喷子写手的激情需要和惯性操作。歪曲来自两面：A，对上野千鹤子的歪曲；B，对中国女性的一味中伤。AB效果其实都是一样的，即一种谩骂后的畅快淋漓和快感。这种行为到底对女性问题的帮助有多大？这才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焦点。这里，我很想引用上海艺术家“一枚”的留言来说明我所要讲述的问题，她写到“我的困惑是：看留言几乎没有一人站在三位女生这边！全是噼里啪啦地表示不屑和责骂，主要一是因为她们曾是北大毕业，二是因为她们谈的都是婚姻琐碎一二三，学术含量不高。我的天，北大生就不能有婚恋困惑吗？婚恋困惑连波伏娃都有啊，我也有。听来，她们之间并不是学术思想论坛，而是闺蜜似的轻谈，对上野大姐大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要对这三个女生上纲上线？我认为要同理她们啊！至于穿睡衣，在宿舍里穿睡衣很正常啊，干嘛一定都要设定在职场？我昨天还睡裤裤脚外露10公分和外裤形成对照出门溜达呢，感觉还是一种新时尚呢？”
我足实乐了十分钟，可爱的一枚，喜欢她的不随众。
是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作业可抄。我们最终所要走的，还是自己的路，因为我们的文化，历史和传统背景太不相同。
无论日本还是美国或法国，与中国比起来，它们的社会体制，工业化进程和历史都有极其大的差异。中国女性在婚姻和爱情上的“急匆匆”有她们的深层心理原因，哪怕她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要忘了，第一，她们的父母和亲人仍然是传统的，还有她们所在的学校和单位也是传统文化链条中的一个个环节；第二，她们的未来并没有被像日本和欧美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所覆盖，她们可以用“还完全处在社会弱势群体”的阶层上来定义….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问题研究者应该清楚地看到中国女性已经从旧的三座大山压迫下过渡到“新的三座大山”下，这种不觉明厉甚至是没有显见性的新三座大山在“新自由主义”的漂亮外衣下达到了它的合法化，是新时代中国女性背负的新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上野在她的 « 看不见的女性 »一书中描写的真真切切。建议大家去阅读。
就我在法国，对欧美女性主义多方面的观察和解读，以及与中国的对比，我在两边的亲身经历…..我认为我们无论从哪个专业来做研究，来实际操作，甚至来生活，我们所有的纠结和疑惑，归根结底都是一个“观念认知的问题”。语境下的问题，要用语境下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真的没有作业可抄。我在上海作“女性意识成长和觉醒”讲座时，被大家提到的最多的问题，是“怎么去面对女性问题和怎么得到解决方法”，我的回答是：没有解决方法，女性主义运动不提供方法，它所能做的是让大家时刻保持清醒的意识，来尽量规避和减少因各种新旧问题给女性所带来的困惑和灾难。
“女神节”说法的悖论
不知从何而起，被叫了半个多世纪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称呼，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演变成了现在的“女神节”或“女王节”。从绝对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到反对封建王朝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曾几何时，我们却悄悄地重新开始对“高高在上的一切存在”展示出各种匍匐和顶礼膜拜的姿态？简直匪夷所思。是的，这里我不得不再次着重提到“厌女症”（misogyne）。
厌女症，是一个西方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中的专用名词，它最早来自于古希腊语；在十八世纪才被正式收录在现代用语词典里；但彼时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它被学术界与“性别歧视”（sexisme）混为一谈，“性别歧视”的概念遵循了“种族主义”的语法逻辑，所以它完全将男女性别之间的问题弱化了，须知，“种族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含糊不清，消弭本质的概念，它留下的唯一比较清晰的东西就是“仇恨”。所以，就连大家所参照和崇拜的弗洛伊德都在他的论证中反复强调女性始终无法摆脱所谓的“阴茎嫉妒”症。法国女性主义领袖级人物，精神分析学家安托瓦内特·福克（Antoinette Fouque）在她的 « 两性的存在 »（ « il y a deux sexes »）中犀利地指出：”在弗氏唬人的言语背后，难道不是隐藏着纠缠在男性心底深处的对女性的子宫嫉妒吗？”这种颠覆性的理论直指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女性问题之要害，并可以在诸多被尊为法典或大师级的哲学或文学等学科中找到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漏洞，直逼“厌女症”成为理所当然的历史学注脚。使女性永远在一种“压抑”的精神状态下无法成长。以至于“厌女”的不仅仅是男性，更是女性们自己。
被盘剥和奴役的女性，几千年以来，从大家所熟悉的“性符号”和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到近现代大反转的一种看似理想主义和皆大欢喜的普遍平等主义。这种抹杀两性自然属性和差异的做法是反人性的带有谋杀性质的卑鄙行为。它打着进步和现代化的幌子，模糊了人们的判断力。福克将它比喻为“给婴儿洗完澡，然后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因为按照这种逻辑，只有赢得男性们拥有的权力，地位和荣誉，那才是至高无上的，这并是儿子和“女儿子”的理想共和国，女性的概念完全被擦逝掉了。成为“神”（男性）和女国王，是她们的最终目标。
“厌女症”在汉语语境里没有能够生根开花，这个词几乎没有在无论学术还是民间通俗用语中出现过；然而，在东方，我们的亚洲邻国日本，那里的上野千鹤子女士找到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概念非常贴切易懂：“恐弱”。她说：“恐弱”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弱者，不愿被当作牺牲者，所以，她们也不允许其他女性如此表述自己，这其实就是“厌女”。上野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起初很多女权主义曾对它满怀期望。因为她们觉得资本主义基于“经济合理性”的运转，可能会消除性别差异，令父权制解体。也就是说这些女性期待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自由主义能够消灭男权和父权制。然而事与愿反，席卷全球30余年的新自由主义过程中，资本主义指向的市场不仅没有完全合理而公正地运转，而且将市场之外的所有变量，其中包括人种、性别、国籍等等的东西悉数裹挟进市场之中，并从中获取红利。所有的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所引导的新自由主义根本没有消除性别间的差异，而是重构了性别差异而已。中国学者戴锦华女士在回应上野千鹤子时强调补充道：新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好听的名字或者说面具，叫作“全球化”。我经常说，新自由主义不配享有“主义”二字，因为它甚至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暴力的掠夺，赢家通吃的实践。其实在中国，市场经济使我们高度浪漫化了市场本身的力量，我们相信市场能够带来更多的公平公正，但我们切实经历到的却是市场把所有的不公平都合法化和自然化了。再者，“恐弱”在我的理解中是“慕强”的翻版，当一切都在鼓励我们成为胜利者，成为赢家时，所有的软弱，包括女性的软弱、男性的软弱，所有的蔑视以及践踏失败者的逻辑都似乎成了一种必然。
所以，最后，全社会想成为“女王”的女性和想成为“王”的男性一样多，而想成为“女人”的女性则寥寥无几。
何等悲哀。
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区别
戴锦华二月二十日在北京连线日本的小野千鹤子进行对话时指出：“女性主义”教会我最重要的两件事是：首先，要接受自己，很多问题不是自己的错，而是很多人共同面临的困境。其次，不要加盟对手，去进一步伤害自己。很多“父权的逻辑”如果不是（在女性之间）高度内化的话，它其实（根本）伤不到你的。
这里，戴锦华所提到的“女性主义”一词，是在一个正确的地方和正确的时间用对了的一个正确的词语。这在目前的中国，是罕见和弥为珍贵的。因为，大家普遍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两个概念有着基本性和常识性的混淆和误用。
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在英语和法语里面是有区别的：女性主义-feminisme , 女权主义- extreme feminisme。在汉语的百科词典里有非常严重的错误解译，它甚至将它们混为一谈，指其两者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前面所提到的安托瓦内特·福克，以她为代表的法国当代女性主义团体则将其女性组织给出的定义是“女性自由解放运动”。她们所对应的观念更接近“女性主义”，但她们不只是停留在“主义”上，她们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立以来，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为世界女性的生存状态工作，她们成立女性出版社，画廊，影像出版社，给所有需要发声的女性提供机会和平台。这是一场运动，而不只是一个主义（也就是说，不只是停留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层面上）。个人认为，它的涵盖面，包容性，民主性更强，它是与人性更接近的一种存在，只有观念的包容性和持续性，才是自由的，有指向的，并且是有效的。“女性自由解放运动”讲的就是对于女性从思想，意识，认知上的自由到实际生活中的挣脱束缚的持续不断的行动。
戴锦华所说的“接受自己”和“不加盟对手”，指的就是接受自己作为女性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不与加害和压榨女性“天生的才华”的权力圈层沆瀣一气。那么，什么是女性天生的才华和最大的特质呢？女性的最大特质是母性，“怀孕女人的肚子每秒钟发生一百万个生化反应”，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赛尔（Michel Serres）在《炽热》（L’Incandescent）一书中这样提到过“母体-胎儿交流的存在，并且在人身上留下子宫记忆的痕迹。这些交流的证据不只有生物学上的意义，而且在文学上留下芬芳，比如说，德国诗人荷尔德林（Hölderlin）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已经成为诗人了，因为她的母亲给他听音乐。在子宫里生活的痕迹在很多作家和艺术家身上都能找到。据说生活在北极地区的人，他们的文学和诗歌中常常有描述在子宫里的生活能力。“怀孕”，成为一个可“象征化”的经验，不管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每个女人都把它作为自我和非自我的最隐秘的孕育。它是所有成功移植的典范，并延伸到文化意义上的移植。它是一种“思考他者”、是一种异质的“你我之间”、一种对他者的宽容、接纳和无私的馈赠、对身边人的爱、是一个承诺、一个骨肉的希望，它让所有绝对的自恋、所有专制的个人主义、所有种族主义都消弭了。这些特殊的能力在人类的繁衍中被传递和分享。这就是女性天生的才华，或许有人要问，如果不怀孕，难道就没有这些特质吗？当然不是，子宫，赋予了女性这些天然的特性，所以，福克给它专立了一个名词，叫作“子宫里比多”（即子宫欲望），她甚至为此创立了女性学。其本质的含义，就是女性生来并带有合作力，配合能力，包容和忍耐力。福克本人就是在怀孕生育的过程中完成了她的女性学论著，她于是还总结道：在孕育着思考，在思考中孕育。
保罗·策兰在布莱梅文学奖获奖感言中提到的“思考”和“感恩”在德语中有着同样的词源，它同时也呼应了海德格尔的观点。后者认为“思想”一词让人联想到记忆，沉思和感恩之所在（换句话说，思考这个词本身就涵盖了孕育的意义）。所以，女性具有她们天生的创作力，天赋异禀和才华，她们无需去与男性抗衡，更没必要成为他们或代替他们。我清楚地记得2006年第一次去参加在巴黎索榜大学举办的法国女性民主联盟成立四十周年庆典时，福克对女性主义所作出的三点声明：第一，女性主义不是同性恋。第二，不能把女性主义混淆与女权至上，女权主义不是女性主义，是女男权主义，延伸出来的是女儿子，女汉子，是被阉割的男性，是恰恰我们要去面对和反抗的男性中心主义及单一主义的的一部分。第三，女性主义的研究没有终结论，它要提供的不只是一种模式和理论，而是一种思考方式，是以一种自由、开放式的思维，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行动来对待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和事件。
须知，女权主义在西方轰轰烈烈地推行了几十年之后，为什么存在着民主倒退现象，这与其说是因为女性的介入程度不够，不如说是政治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分析言之无物而造成的。所有的研究误区和它们的结构，错误地造成了女性的悲惨状况：一方面，传统模式仍大肆宣扬：女人就是子宫，是生孩子的代名词（这在辛亥革命革命之前中国完全是这样，西方在启蒙运动之后在脱离此状况）。另一方面，则是推崇普世共和价值观的模式，它在一种男女无区别论的女权主义之后盛行，即从女人是子宫，一下子变成了“女人不是子宫”。前者鼓励对女性的利用和盘剥，后者拒绝对女性的利用和盘剥（也就是无视女性的自然生理属性），从此，女人不再愿意生孩子了（有一段时间，像法国这样的国家，生育率急剧下降，国家老年化问题极其严重，这其实也是中国现在正在遭遇的问题，一方面说是生活成本高的原因，但很少有人提及这是极端女权主义推崇之后的后果）。而第三种民主模式，它是上述两种模式妥协再生的产物，努力协调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之间的矛盾。但这个在当今社会中其实很难，因为它已经和家务、工作一起变成一种三重生产，或称作“新三座大山”，压迫在女性们的身上。所以，西方二战后出现的性别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尤为显著。“共和平等”已经不足以平衡责任和权力在两性之间的正确分配，它甚至沦落为对女性的另一种不公平。福克提出的“均等”（parité）一词，或许可以为改变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提供一种新思路和合理的参考。因为它是建立在男女从生理到心理的自然属性的差异上，来追求的男女平等。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愿景，在现实中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其中包括国家的具体政策，人跟人之间的信任，理解和爱心等等，当然也包括公共和个人的互相监督。法国这方面做的不错，出了国家劳动法或福利政策，还有社会帮办组织，公共传媒等等的，都很给力。
所以一种民主式的女性主义价值观，所指向的是人权，而不是女权。它带来的应该是一种良性循环，正如我在去年三月八日，于杭州天目里的女性主义群展 « 她视界 »开幕式中引用的一句美国电影中的台词一样：当代女性主义即将开启的是一个真正解放男性的时代。
一切问题的归宗都在于方法论
非常遗憾的是，我在阅读国内有关女性主义话题的出版物时，仍然看到知识分子阶层在女性问题思考上的误区和逻辑混乱。在一本名叫 « 开场 »（作者：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女性学者访谈录中，我看到”写在前面的话“的最后一句话：“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在”学者“前面加上”女性“二字。”（作者：青青子）
这仍然是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概念的定义逻辑所指向的解读价值分叉点所在。如果抹杀女性的特质和才华，我们在阅读这些无性别特征的学者的思考时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看来，所有的多元化和丰富性都只不过是一个P（请原谅我的爆粗口）。
前面，我提到“庆幸戴锦华和上野的对话中没有提到西蒙·波伏娃”，并不是想抹去波伏娃在女性解放的路上所作出的贡献和她在某个阶段的价值，而是想提醒大家，但凡在面对众口皆碑的某人或某事时，最好提高警惕，冷静地做一个前因后果，前世今生的梳理，然后再作判断和下结论。波伏娃是一个作家，她曾经的“某个主义”也只停留在“曾经”，后期并再无任何建树，之前其实也无特别的论证和实践。她并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运动的参与者，她只是在文学和个人生活的实践中作了某些记录和实验（而且还是依附于萨特），不具有普遍性和科学论证。她既无法跟她之前和之后的法国两位女性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西蒙娜·薇依”相提并论，更无法跟她同时代的女性主义活动家们比如安托瓦内特·福克这样的至始至终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平起平坐。国内普遍对波伏娃的误读源自引荐和翻译的缺席和失职（这里主要指女性主义文本的阐释和翻译）。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一切都似乎突然发生了大反转，但同时，大家也失去了坐标系，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文化拥进中国，泥沙俱下，让人目不暇接。然而，我们很清楚，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有它的一个上下文关系，我们根本无法去生搬硬套。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去学习到人家的成果和经验呢？我这些年的感受是，西方在各学科研究中的方法论极其重要。这其中包括他们的哲学思考方式，逻辑学，建构和解构的线索等等成果。比如他们始终在反问和反驳，而不是只寻求认同和追捧。他们更多的是问“为什么”，而不是“怎么做”？知道“怎么做”，在实际操作中，确实很方便快捷，能很快解决一些问题；但可能导致的缺陷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解决根底里的问题。而每件事物的”为什么“，指向的则是合理的逻辑和赖以长久生存的命脉，就是我们鲜少关注的一个学科，它就是”方法论“，请注意：方法论和方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关注的是“为什么”，后者是”什么”，在今天高科技飞速发展，信息爆炸的时代，对于“什么”（也就是知识）其实已经不是问题，每个人手里都有各种引擎，方便查询一切知识类信息；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困难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拿这些知识到底去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找到问题的所在，我觉得我才是最重要和关键的。法国人有句话，上帝分给我们每个人一堆石头，有人拿起一个石头花了句号，还有的人拿它筑起一道高高的城墙，另一个人则拿它们盖了一所漂亮的房子。大意大概如此。所以，观念认知的困境需要我们打开认知的多重路径，寻找别人建构和成功建构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别人成功的方法和工具；这些，都需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和语境，来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方法。否则的话，“子君”的悲剧可能在每个时代都会发生，娜拉出走之后所发生的一切还会重演。
所以无论是女性问题的认知方法论，还是当代艺术或其它学科的认知方法论，都是最首要的事情；得到具有相对而然的适宜的有效的观念，是第一步。如果第一步没走好，后面全是白费功夫。或许会有人觉得我言过其实，危言耸听，非常好，我特别愿意听到有人来反驳我。
2023年3月8日，写于中国江苏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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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宇红，法国亚洲艺术家联合会UAAF创始人。旅法华裔作家、艺术评论家、策展人，资深媒体人，全法记者协会会员，法国独立民主联盟UDI成员以及国际女性运动的倡导者。组织策划过数十场国际大中型艺术展览、拍卖会等项目，撰写出版有长中短篇小说《请不要去教堂寻找上帝》、《乘着空空的帆船去流浪》、《夜眼》、《自杀者》等；音乐剧剧本《石头的家书》，艺术评论《将艺术镶嵌在生命的总背景之中》、《当代艺术的峰回路转》、《基弗：废墟神话的缔造者》，《马塞尔杜尚奖及其文化反思》以及世界当代著名艺术家的三十余篇访谈传记等等。作品及言论见诸于国际各种专业文学艺术杂志、网站及媒体诸如雅昌艺术、凤凰艺术、凤凰卫视、画刊、RFI（法广）、TV5（法国电视五台）、芙蓉、人民网、新华日报等等，文字除中文之外，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语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