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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离开、远行、归去,再来兮
时间:2024.01.09 来源:集锦 Life and Arts集锦 作者:集锦

 

 
 
 
故乡,以其不可名状,“炸”响艺术家蔡国强的世界旅程。
 
 
 
蔡国强说:“父母在,泉州是家乡;父母不在,泉州是故乡。”
 
2023年12月8日,是蔡国强66岁的生日,那一天他很忙很忙,忙着点亮曾经点亮过少年蔡国强的开元寺双塔;忙着把自己筹备了30多年的美术馆炸成烟花;忙着让好友Frank Gehry的手稿绽放在故乡的夜空中;忙着在海边涂抹一场海市蜃楼;忙着让泉州满城尽开刺桐花;忙着让红色的灯笼缓缓落下为大家送去祝福……
 
晚上九点,烟花结束,忙碌继续。
 
在人群的簇拥下,蔡国强从指挥台走向观众台,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日蛋糕。直到晚上十一点,蔡国强才回了一趟家,他说:“过生日总要回家一趟,再忙也要回家一趟。”
 
 
 
 
 
蔡国强家的老屋早已随着东街的拆迁过去,如今他只能借助保留下来的繁华西街来比划曾经老屋的格局,就像埃默里在《人需要多少故乡?》里写的那样:“没有归来,因为重新进入某个空间也不可能重获逝去的时光。”但故乡之所以为故乡或许正在于它不可归,而我们或许只能以另一种的身份重访那些流走的时间。
 
 
 
 
 
1957年12月,蔡国强出生,他是家里的大公子、长孙。蔡家的老屋在城墙内,城外就是农村。蔡国强曾说,老屋真是他最怀念的。老屋曾经是个文化沙龙,那是老屋最“黄金”的年代。蔡国强的父亲喜水墨画,爱书,习书法,建国初期在古籍书店作经理,那在当时是一份很好的差事。因为当时很多人会把古书拿到店里卖掉,靠着这份工资,蔡国强的父亲买了很多旧字帖和书,还经常将泉州的文人墨客聚在家里画画、写字,当然也吃饭、喝酒。蔡国强的奶奶那时自己卖水产,大家就带着酒去,炒点海鲜下酒。在那个很穷的年代里,老屋里的沙龙让一些“窘迫”的文化人有了一个可以去的地方。而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都浸泡在热闹老屋里的蔡国强,有了对艺术的最初理解。
 
 
小时候,蔡国强总是被父亲叫去,坐在他腿上给他卷纸烟,蔡国强至今仍保留着这段记忆:“父亲边抽两口烟,边在火柴盒上用钢笔画山水,那火柴盒上的画里有山、有海、有海鸥、有船、有瀑布、有云彩。有时单个火柴盒自成一幅,有时几个火柴盒串成一副小长卷。我问他画的是哪,他总说:“是家乡。”
 
更懂事后,蔡国强回老家给爷爷扫墓,才发现那里跟父亲渲染的世界完全是两回事。蔡国强的老家在一个泉州海边的小渔村,那里确实有山,但只是个小山包;那里确实有海,但只是一个小海湾;几户人家、几艘小船、几只海鸥,在父亲的火柴盒上却是一个云烟缭绕、千帆万轲的家乡。
 
 
 
 
 
 
长大后,蔡国强也开始画画,他慢慢理解了父亲,那不是对家乡的美化、夸大,而是“中国文化在诗意表现上的美学祈逐,方寸之间,天涯万里,一个小小的火柴盒上,父亲的情感和世界都很深、很大。”
 
蔡国强一直珍藏着爸爸的火柴盒,还有奶奶的画稿。在这些情感寄物上,已经离世的爸爸和奶奶的音容笑貌,再次化成记忆重播。家乡与亲人始终温热着在外漂泊的蔡国强,而故乡的人与情与事与故,和蔡国强那改不掉的乡音一样,始终长在他的体内,与他一起离开故乡、去往世界。蔡国强说他的艺术是“在自己的成长背景、在自己的亲人、在自己的周边、在自己用过的东西上找到的语言。”即使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那么多比家乡更美好的地方,即使我们可以找到那么多可移动的家乡替代品,但蔡国强从未淡忘过,自己这艘远行的船,回乡归港的航线。
 
 
 
 
 
蔡国强说,“父亲胆子很小,做人谨慎、老实、忠厚。”蔡国强觉得自己的性格随了父亲,但又很想反抗父亲,因为“做人可以老老实实,本本分分,但做艺术这样是没希望的。”小时候父亲让蔡国强练颜体书法,骂他字丑,还说要练好了才能发展个人风格。但后来,父亲也会忍不住说小蔡国强还有点自成一体,再啧啧“批评”两句。父亲的严格,让蔡国强觉得在艺术上非得来点“革命”不可,特别是先要针对自己的弱点搞个破坏。
 
“1970年代初起,我在家乡非常珍惜地用着上海美术用品厂的颜料,后来又有了一支上海造的油画箱……1978年,我第一次离开家乡、蹭运煤火车去上海看‘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第一次亲眼看到外国人的原作,柯罗、莫奈、毕沙罗,还有一点野兽派……”
 
 
 
 
 
 
“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是蔡国强第一次进美术馆看的展览,这场展览是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经典名画在内地的首次大规模展出,来自法国48个博物馆的88幅作品,将全国各地的美术工作者们“吸”进上海,直面米勒的《牧羊女》和莫奈的《草垛》。当时许多和蔡国强一样,正在学习油画,却大多只能看到模糊印刷品的画家们,透过这场展览窥见了外面的世界。而蔡国强的艺术世界,从此也不再只有那些“工整端正”的颜体字,和那些老屋“文化沙龙”教给他的中国古典艺术,青年蔡国强向往的“破坏”有了更具象的样子。
 
“80年代初,泉州高甲戏剧团选派我来上海戏剧学院深造,学习舞台美术设计,老师周本义是苏联列宾美院毕业的。上海对我就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真实存在,梧桐树、外滩、白渡桥,尤其那几座重要的教堂……”
 
从活跃在泉州高甲戏剧团的舞美布景绘画学徒,到远赴上海,蔡国强有了去向更大的世界的机会。
 
 
 
 
 
1986年底,蔡国强去了日本,在“无非是这样”的东京,蔡国强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机会。那时的东京银座有3000多家画廊,和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蔡国强扛着画进画廊求合作,却只收到了“别打开”的指令。而进美术馆办展,对1986年的蔡国强来说还太“遥远”。
 
1988年,蔡国强和女朋友——后来的妻子吴红虹一起离开东京,搬到磐城,那里同泉州一样,有海,有渔村、有渔民。虽然那时的他们还只能说一点点日语,但是渔民们觉得他们很亲切、很淳朴,蔡国强也觉得自己还是那个玩海的“野孩子”。在磐城,蔡国强很快拥有了很多朋友,还发起了一句近乎家喻户晓的口号:“在这里养育作品、和宇宙对话、与这里的人们一起创造时代的故事。”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蔡国强“越来越野”,他不再按照美术馆和画廊的系统去做东西,而是“发动群众、制造舆论”与渔民们一起“给外星人做艺术”——蔡国强想在大海上炸出一条5公里的海平线,为地球画出一个轮廓,结果大家不仅没有嘲笑他的“异想天开”,还以10美金1米的价格购买导火线帮助他。正式爆破的那晚,小渔村的人们还跑去通知了附近5个村镇的人,叫他们把5个小港口的灯都关上,让外星人可以更清楚地看见地球的美。
 
我们至今仍未收到外星人对这条炸出来的海平线的观后感,但就在蔡国强以烟花勾勒出地球轮廓线的同一年,曾经那些“进不去”的东京的美术馆向他发出了举办个展的“入场劵”。
 
 
 
 
 
1989年1月,蔡国强的火药画《消失的声音》在东京都美术馆展出,那是蔡国强第一次在寂静而肃穆的美术馆里展出自己的作品,但蔡国强没有选择迎合美术馆的静默,而是用大量的火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地炸破了美术馆的平静。
 
此次展览后,蔡国强的声音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响”。“发动群众、制造舆论”的策略也随着蔡国强声量的扩大,演变成了蔡国强口中的“大工作室”,即蔡工作室。三十多年过去,蔡国强如当年一样享受着和大家一起讨论的创作过程,“缔结友谊”的方法已渗透在蔡工作室中,蔡国强呵护着团队里的年轻人,也和他们一起保持热情、活力与新鲜。这支强大的后援团,还囊括了与蔡国强最亲密的妻女、兄弟姐妹及家人,以及从泉州到上海、从磐城到纽约的众多好友,他们与蔡国强一路相互扶持,从故乡走向世界。
 
虽然奶奶、父亲、母亲陆续凋零,但作为长子长孙,蔡国强仍是蔡家族的顶梁柱。
 
 
 
 
 
 
1995年,蔡国强几乎“做完”了日本所有的现代艺术美术馆,他接班村上隆,交换到美国,在纽约MoMA PS 1当代艺术机构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在纽约,蔡国强继续走着他在磐城的那一套“野路子”:
 
“所有人到美国,因为是那个洛克菲勒基金会有一个叫 ACC 亚洲文化协会,大家来了就偏偏要挤画廊、挤美术馆。我又开始用一样的战略和方法论——就要去内华达原子弹基地考察,要到原子弹基地放蘑菇云试验的地方去‘打一炮’,放了一炮那个小小的蘑菇云。”
 
 
 
 
 
 
结果这朵小小的蘑菇云让古根海姆美术馆觉得,“嗯,这个艺术家好玩哎,他一来才不来拜访我们,”也不管能不能进他们那些展览或者画廊,根本不去,跑到内华达去做……当时,驻留在PS 1当代艺术机构的年轻艺术家们都在等待画廊和美术馆的人来参观他们的工作室。但蔡国强经常不在,“我就是偶尔来报道一下,每次来就在地上放一张 3 米长的日本纸,炸一朵蘑菇云,让这朵小小的黑云炸在纸上。这幅画现在收藏在哈佛大学的美术馆里。”
 
说起这段经历,蔡国强脸上有一丝得意也有一丝欣慰。用他的话说,这就叫“站起来”。
 
 
 
 
 
 
蔡国强有次给美国美术学院毕业生讲课的主题就叫“如何站立”,“毕业了以后,走到社会你怎么活下去,怎么站起来?”蔡国强说作品不只是为美术馆而做的:“当然我现在可以很骄傲的说,你拼命要进美术馆反倒美术馆不要。你如果不把它当回事,美术馆反倒需要来找你。”
 
 
1998年8月21日下午6点35分,蔡国强用25公斤火药弹、2500米导火线、一颗氢气球,历时一分钟将台湾省立美术馆从内而外,炸了个“外焦里嫩”,这是蔡国强继1994年在东京世田谷美术馆的个展《混沌》之后又一个针对美术馆体制的挑战式创作。
 
当时,东京世田谷美术馆正在举办一场关于秦始皇的展览,展览开幕仪式一结束,蔡国强就开始在兵马俑展厅的墙外挖洞。挖掘的行为就是作品本身,蔡国强为这件作品取名《盗墓》。因为他觉得,博物馆里的“展品大多从坟墓里来”,这样的历史认知是以考古挖掘为基础的,而以陈列“过世”文化物为主要手段的展览机制则会导致“艺术要先死后生,才能流芳百世。”
 
蔡国强觉得自己跟美术馆的关系:“既是冤家又是亲家,艺术家和美术馆既要做艺术史的掘墓人,也要成为新的艺术史的造墓人,共同来挑衅、创造艺术史。”这种蕴藏着矛盾与混沌的能量,恰是蔡国强一次又一次跳出条条框框,在挖掘文化现成物的同时,主动保持野生的“不折腰”。
 
在90年代初期,全世界疯狂建设超大型美术馆的热潮中,这些对于美术馆系统的质疑,化成火药,以一种绚烂而爆裂的方式革了那些曾经“进不去”的美术馆的命。
 
2023年12月7日下午5点15分,蔡国强正接受《Life and Arts 集锦》的采访,当聊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时,这位几乎“爆破”过全世界美术馆的艺术家半开玩笑式地说道:“要让自己成为革命者,但是最终你也会成为被革命者。”
 
 
 
 
从千禧年开始,蔡国强启动了名为《什么都是美术馆》的系列项目,在建设美术馆比较困难的地区,因地制宜,为当地社区创造或临时、或永久的公共艺术空间。蔡国强说:“‘不破不立’是我一直以来面对美术馆的态度。可往往,越不在乎美术馆,越要去挑战美术馆,美术馆反而越被吸引,越想要我去‘破一破’、‘炸一炸’。”
 
以此为引子,蔡国强在世界各地“建”起一座座“非”美术馆的美术馆,以此作为他对世界各地兴建的“高大上”美术馆浪潮的小小反抗。
 
2000年,蔡国强把家乡泉州一座废弃的德化窑精心拆装,运到日本,和中国工匠以及当地人一起建了一座不通水电、没有保安、完全由土砖建成的“龙美术馆”;
 
2001年,蔡国强将意大利一座堆满垃圾的桥下改造成了“桥下美术馆”;
 
2004年,蔡国强将散布在金门的碉堡变成了“碉堡美术馆”;
 
2015年,蔡国强在古巴哈瓦那,将一顶由军方提供的帐篷里命名为“绿色美术馆”,让当地孩子们以弹药箱为桌,有一个可以画画的地方。
 
蔡国强想借这些美术馆之手,用艺术去改变更多人的生活,也让更多人一起反思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美术馆:美术馆的安保在保护什么?如果艺术属于公众,那美术馆在防备谁?美术馆真的值得消耗这么多水电吗?美术馆能否为我们带来一个更干净、更和平的世界,而不再只是少数“品牌”艺术家的秀场?
 
 
 
 
 
2019年,蔡国强在古根海姆美术馆策划了一场名为“非品牌”的展览,以“沙龙风格”展出了30余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包括馆藏大师的早期作品也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画家的作品,如果不看说明书,观众根本猜不到作品的创作者是谁。蔡国强想借用这场展览直面美术馆和艺术家的“品牌”问题。古根海姆就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例子,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不仅是一个游客“打卡”的地标性建筑,也是当代艺术早期产业链里的“连锁品牌”,在威尼斯、毕尔巴鄂、阿布扎比等地都设有“分店”。
 
而对艺术家来说也是如此,建立易辨识的风格渐渐成了“成功”艺术家的必备要素,蔡国强明白这里面也包括以火药成名的他,但他还是清醒地意识到——风格这“一叶”障了观众看见更多好作品的目:
 
“我让如雷贯耳的大师和不知名艺术家,不分年代、等级,以沙龙风格陈列。这种展陈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古根海姆馆藏仓库里的真实……我在玻璃和镜子之间,仿炸前辈‘品牌’的幻影,借此讥笑自己的火药‘品牌’,也是对自己、对前辈、以及对美术系统和观众开的一个小玩笑……”
 
 
 
 
1994年,磐城的朋友们帮蔡国强从海底挖出一艘废弃的木船,并帮他把这艘“破渔船”搬进了磬城市立美术馆。这艘船后来随着蔡国强飘向世界各地,停靠过威尼斯双年展、休斯顿当代美术馆、里昂当代美术馆、比利时根特S.M.A.K.当代美术馆等“港口”。
 
2004年,蔡国强在华盛顿史密森国家博物馆做个展,磐城的朋友们又挖出一艘船,作为礼物千里迢迢送到美国。后来这艘船以《 迴光——来自磬城的礼物》为名,飘向加拿大国家博物馆、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西班牙毕尔堡古根海姆美术馆、台北市立美术馆、尼斯现代美术馆等,每一次展出,磬城的朋友们都会去到现场,参与船体的组装和布展。而人生的友情和岁月,也成为了这件作品的核心主题:
 
“我们一起从小小渔村出发,走向世界,一同两鬓花白,手脚渐渐不够利落。也通过艺术跨越了民族之间政治和历史的风风雨雨。”
 
 
 
 
 
 
2011年3月11日,磐城受地震和海啸影响,无数居民流离失所。蔡国强想要帮助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磐城的朋友们,没想到磐城的朋友们首先想要重建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家园,而是大自然。蔡国强在重新栽种起来的樱花树下,用因辐射问题而失去市场的木材建起了99米的“回廊美术馆”。在“回廊美术馆”的开幕式上,蔡国强爆破了来自家乡泉州的瓦盖,再以每个3000美元的价格将瓦盖义卖以捐助美术馆的运营。这座美术馆没有邀请“大牌艺术家”来此办展,而是把展示的机会留给了当地的孩子们,让这座美术馆为经历过灾难的人们带去一点温暖和希望。
 
如今,已经160米的回廊美术馆还在延伸,而蔡国强与美术馆的故事也终于延伸回了他的故乡泉州。
 
 
 
 
蔡国强几乎把世界的“大”美术馆都“炸”了一次。2017年,蔡国强在西班牙的普拉多美术馆个展开幕式时,发现馆方竟然忘记邀请他上台发言,蔡国强笑着解释:“因为在我之前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死的,哈哈哈,没有一个人会说话。所以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说‘你看活着的艺术家多麻烦呐,还要给他买机票、给他订酒店。可是也有好处,就是我会说话,会表示对你们的感谢。’”
 
这位活着的艺术家最“麻烦”的一点是,他不是一个人。蔡国强庞大的团队把普拉多美术馆的厨房给吓了一跳“我们这么多助理吃他们厨房,他们受不了,因为他们的员工从来没碰到过有艺术家来的,而且还带了几十个助理在那边吃,还叽叽喳喳的。后来就让我们去他们的观众餐厅吃。专门给我们一个地方,不要钱,还有甜点吃。”
 
 
 
 
 
 
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佛罗伦萨,蔡国强觉得美术馆成了“外来观光客的文化旅游品牌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往往要排上两个小时的队,才能看上一眼所谓的“名人名作”,而当地居民却很少能进去参观,游客为这座“鲜花之城”带来了GDP,却也将美术馆变成了“过往文化的墓地”。于是,蔡国强在米开朗基罗广场,“为这座文艺复兴之城和她的人民献上了一场以乌菲齐馆藏作品——波提切利的《春》为灵感创作的白天烟花,让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不仅活在美术馆冰冷的墙内,也生活在社区和街道中,就像他们当年那样。”这场烟花让城市各处,甚至身在郊区的人们都感受到了文艺复兴画家的作品精神与今天的亲密。 
 
 
始终和“人”站在一起,或许是蔡国强被世界接受的原因。“发动群众、制造舆论”的策略几乎贯彻在蔡国强的每一个项目里,当我们问他对于即将于2026年在泉州建成的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有什么设想时,他说:
 
“我们现在先不要设想它,否则我们就不会有惊喜。我们首先把这个奠基仪式做的大声一点。嗯,昭告天下,哈哈哈,奠基仪式也昭告天下,然后大家都热烈鼓掌地期待了。还是要‘制造舆论、发动群众’。然后,慢慢地大家都期待了,这里(泉州)也会有信心,对吧?”
 
 
 
2023年12月8日,晚上8点28分25秒,蔡国强以最“炸裂”的形式告诉故乡,曾经那个在海滩上疯跑的野孩子,要在海边建一座“野生”的美术馆。
 
 
 
 
 
人们对这座还未动工的美术馆有着众多质疑:泉州真的能做当代艺术吗?这个地方也太偏远了!这个设计是不是太“洋气”了?感觉和泉州不搭呀!这个美术馆真的会关注泉州当地的文化吗?不会又变成一栋“空房子”吧……
 
2023年12月9日,奠基仪式顺利结束。由无人机喷射白日烟花在天空中打出的“砍兰”(泉州粗话里厉害的意思)二字,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波小小的轰动,厦门人与泉州人忙着争论“砍兰”在闽南语里的正确释义,而不明所以的外地人脑海里不自觉地回荡着“爱拼才会赢”的魔性旋律。而蔡国强或许并不在意这些,他只是想用最亲切的语言诉说自己对故乡的感谢。
 
 
 
在答谢午宴上,蔡国强借用忽必烈与马可·波罗的对话来描绘故乡在他心中的样子。
 
忽必烈:“你讲那么多,怎么从来不说起自己的故乡威尼斯?”
 
马可·波罗:“我的每个故事都有我的故乡。故乡如同标尺和镜子,我是透过故乡,来看每一个地方。”
 
家乡,也是蔡国强的标尺和镜子。蔡国强说,他对东西南北的概念都是以泉州城的方位为标准的。无论走到世界的哪座城市,他都会告诉自己,钟楼是他站立的基点,左手是东街;右手是西街;背后是北边的清源山;而他的家在东边。
 
 
 
 
 
为故乡建一座美术馆的心愿持续了30多年,1990年代初,蔡国强萌生了在弘一法师圆寂的清源山附近设立一座小型当代艺术馆的想法。一开始,蔡国强邀请了建筑师张永和,他的设计以山峦叠嶂为概念,奈何项目未能推进。2006年,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来清源山考察,他先后提议了“大胆版”——飞碟降临的概念,和“保守版”——书院的概念,但依然无法推进。后来,美术馆选址改为体量更大的龙头山与面粉厂,而弗兰克·盖里的糖纸设计,则将这间美术馆带离老城,去到了更加没有拘束的海边。
 
当我们问蔡国强有没有设想过这件美术馆最理想的样子时,蔡国强说:“理想的馆就是不像别人的馆。”蔡国强希望这间属于未来的美术馆没有任何一家现有美术馆的影子,而是能做出自己的样子。当然,他也明白即使是他的美术馆也难免会和别人“撞”,“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大,地球就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聊到最后,蔡国强说他觉得美术馆不值得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去讨论,因为全世界的美术馆都越来越没意思,为了装腔而作势,以能搞到很多钱做那些大师的展览来凸显美术馆的成功。蔡国强觉得那些人山人海的“景点式”美术馆,虽然提高了所谓的全民文化素质,但是也回避了很多值得讨论的敏感问题。“美术馆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做实验的地方了,”蔡国强顿了顿又补充道:“当然了,又要加一句,就事论事,不要以偏概全。”
 
 
 
 
 
在故乡做事和在外面做事是不一样的,蔡国强总说:“故乡是我小时候捉鸟、钓鱼、打拳、拉提琴的地方。即便走遍天涯,每次回来,都能把再宏大的概念、再抽象的愿景,变成轻松的游戏、温暖的初心。”
 
午宴上,曾经和蔡国强一起在泉州高甲戏剧团玩耍的“小伙伴们”,随着音乐起立,齐声为如今的“老伙伴”唱出他们的祝福。而未来,故乡的父老乡亲或许也会像当初纵容那些在海滩上“撒野”的少年一样,包容这座美术馆的“野蛮生长”。
 
 
 
 
黄昏霓辉中,看着在海滩上像个少年般无惧无畏的蔡国强,我忍不住问:“你会有害怕的时候吗?”
 
“会!会害怕失败,但因为恐惧,才会兴奋。”蔡国强绽放出他标志性的吟吟笑意,不胆怯、不气馁:
 
“碰到意外的惊喜或者恐惧都连在一起。但人都是恐惧的时候多,故事没结束的时候,一直往得救的方向努力。你得相信自己是矛盾的,有些事情就是没法解决。大家都是普通人,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力量和诱惑的牵引,你是挣扎在各种各样的中间再去寻找自己;在漫长的时间里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才能慢慢清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不要着急,不要马上就想通过解决什么事情去证明什么。你要放在一个更包容的、更漫长的时间段里来看自己。而且你要清楚,你自己做的事情,与你的祖先和前辈有关,同时也跟你与周围人面临的矛盾有关。”
 
 
 
 
 
“心中有家乡的人才能稳步、长久地站在这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上。”蔡国强的目光黏着秀涂村水岸的海面,跟随着且翱且翔的海鸥御风飞行:“谢谢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
编辑:杨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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