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打独斗的年代
画廊主张颂仁与艺术家黄锐真正认识是在1988年，通过后者在香港的朋友。为“星星美展”做展是黄锐的提议，因为距离那场轰动性的展览已过近十年。那时，张颂仁在香港的画廊汉雅轩也才开了几年，他还没有“中国当代艺术之父”的称谓。但张颂仁已经让黄锐“感到惊奇”，因为“他做了研究，且有很多准备，”黄锐思忱道，“是揪住一件事就会去做的人。”
近一年的筹备后，1989年1月，“星星十年”于香港汉雅轩登场，以回顾美展后的成果。展览分文献与艺术家作品两部分，文献交由黄锐整理，因为“作为星星画会的召集人，这很自然”。展览海报则画的是参展艺术家们的合影：黄锐、马德升等“星星画会”的成员效仿达·芬奇绘制的《最后的晚餐》坐在长桌两侧，正中耶稣的位置是画廊主、策展人张颂仁。明里暗里，这彰显了张颂仁的地位——香港当代艺术市场的起家，和纽约、巴黎、伦敦一样，都要关注两条脉络：一是画廊业的兴起，二是拍卖行业的壮大。当谈及前者时，他是绕不开的名字。
汉雅轩画廊主、策展人张颂仁
展览“星星十年”的海报
艺术家黄锐
在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艺术界，藏家的主要兴趣是古字画、新水墨，也受到了’85美术新潮的感召，但还没有太多人真正投入。黄锐回忆起展览开幕说道：“来的人太多了，大多是媒体和少量的艺术家朋友，印象里没什么收藏家。”但出乎意料地，“星星十年”的作品几乎都被收藏了，“张颂仁自己也留了不少。”他提到。“那会儿真的谈不上有市场，现代作品可能还没被炒上去。所以他起到了先锋的作用，是当代艺术市场的发起者、引路人。”
汉雅轩于1983年开张，相比荷里活道繁荣了几十载的文物交易显得新了些，于内地却是足够资深的存在。而资深，实则源于张颂仁的经验。70年代末，他开始办展览，推的是画家陈福善，后来还给陈福善和雕塑家朱铭在纽约的画廊、东南亚的美术馆策了展。创立汉雅轩后，他推过王川、杨诘苍、谷文达等人，直到“星星十年”开展，轰动了香江，展览隔月便移师台北，张颂仁算是借中国当代艺术在香港市场把名声叫响了。
“星星十年”留影，图源ASIA ART ARCHIVE
另一端，内地的前卫艺术经历了退潮、暗自生长，再声名鹊起。“星星十年”开展后，张颂仁转月飞来北京看“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看到了肖鲁射击作品、张念的行为艺术《孵蛋》，也与批评家栗宪庭和高名潞碰了头——当时，他就想要把这次展览搬到香港。
这个想法在四年后实现了。展览“后89中国新艺术”在香港艺术中心和香港市政厅大会堂举办，呈现了50多位艺术家的超200件作品。随后，该展巡展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新加坡，长达五年，展览作品不少进了张颂仁的收藏。这期间，他混迹内地艺术圈，买得多，且出价高。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讲道：1992年，他同栗宪庭一起拜访曾梵志的工作室，看中了《协和医院系列之一》，愿以2000元一联的价格买下，艺术家欣然——到付款时，曾梵志才知道张颂仁付的是美元。
曾梵志《协和三联画之一》，布面油画，180×460cm，1991年
市场抬头
借由两展与张颂仁的影响力，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了国际范畴，自学术上也得到认可。1994年，圣保罗国际双年展的中国特展由他策划，王广义、李山、余友涵、张晓刚、方力钧、刘炜参展；张颂仁又向威尼斯双年展的展览组委会推荐了张晓刚、刘炜与谷文达。到上世纪最后一届威双时，国际艺术界的话题中心已是乌里·希克（Uli Sigg）藏品价值的提升。而希克可能是全世界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最多的人。
乌里·希克收藏展“麻将”现场，瑞士伯尔尼美术馆，2005年
同时，上世纪80年代末，全球艺术市场繁荣非常，当代艺术品展露出了国际性，且价格线向上弯曲，如攀珠穆朗玛。1988年春拍，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搜寻》以484万美元出售创新高，被日本藏家和夫藤井纳入囊中；同年，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遗产上拍，万余件作品登场苏富比，世所罕见。人们被当代艺术的魔力牵引着，“就像黛安娜王妃的光晕一样”。艺术史学家戈弗雷·巴克（Godfrey Barker）如此评价。
那时，国际热潮往往要晚上几年才能抵达国内。依傍内地亦接轨国际的香港就是中国的最前岸，它交融两地气息，并结出了自己的果实。
香港画廊业意识到了中国当代艺术是一片沃土，在于它自下而上的生命力，也在于它的青涩与未知。汉雅轩不再一家独大。1992年，瑞士籍港商文少励成立了少励画廊。次年，画廊开幕展中呈现的艺术家就有蔡锦、刘小东、张弓等；同年参展亚洲艺术博览会，少励只带了三位艺术家的作品，分别是岳敏君、杨少斌、祈志龙。近千禧年时，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颇有起色。少励画廊的展览“8+8-1——15位当代艺术家绘画巡回展”为让更多人负担得起当代艺术，邀请了15位艺术家创作尺幅几十厘米的小作品，大多是肖像画。展览巡回柏林与新加坡，作品全部被买断。
“8+8-1——15位当代艺术家绘画巡回展”海报
刘小东参展“8+8-1——15位当代艺术家绘画巡回展”的作品
张弓参展“8+8-1——15位当代艺术家绘画巡回展”的作品
成立于1991年的季丰轩也曾涉猎中国当代艺术。接触得够早，让画廊主季玉年见识到了其走向鼎盛的过程——1998年，她开始跑内地，北京、成都、昆明，和艺术家打成一片：在成都找何多苓、周春芽，在北京和艾轩一起玩。深入圈子，令季玉年深谙中国当代彼时的那张“名单”。再加上业内做这个赛道的画廊屈指可数，虽然她不断在举办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展览，但由于通常要准备一年时间，在此期间，她还自己购买不少作品，“直接买的好处是可以选到最好的”。
而后，作品拿回香港从不愁卖，甚至“展览不用弄出来，画来了就售光”。而出身金融，她的藏家以投资界、金融界同僚居多，“那些人是真的热爱中国文化和艺术”，其余便是土生土长、海外留学过的香港人与外国人会来买中国当代艺术品。“香港有钱人受到西方教育的不多，反而不太喜欢购买中国当代。”
中国当代艺术从一文不名到天价频出不过十余年时间。2004年，早早进驻香港的拍卖龙头——苏富比，决心为其举槌。
季丰轩外部
扛着现金买画
苏富比与佳士得分别于1973年和1986年落户香港。自1976年起，该城每年定期举办春秋两场大型拍卖会，主要拍卖范畴为文物。中国当代艺术需要的是一二级市场的有机交织，其另一条生长脉络在此埋下伏笔。
到了1999年和2001年，两巨头又先后将亚洲总部移至香港。从此，香港成为辐射亚洲地区的拍卖中心。富艺斯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部亚洲区主管李美玲自1991年开始供职拍卖行，其职业生涯刚好始于苏富比。在她看来，原因有三重：首先是香港拍卖历史之久，苏富比在去年还庆祝了入驻亚洲50周年。再者便是政策利好，又坐落大国港口，令拍卖行朝香港倾移，尤其是“仓储、运输、税务对艺术市场的发展极为友善。”与此同时，内地藏家不断增加。“两岸三地的华人，甚至是其他区域的藏家也在慢慢进入香港市场。”她分析道。
转眼来到2004年，苏富比首开先河。十月底，拍卖行第一次为中国当代艺术设专场拍卖。岳敏君、张晓刚、曾梵志、蔡国强、徐冰等艺术家的作品上拍，专场以成交额2295.5万港元、成交率94%收官——作为起步，成绩着实斐然。回想起那场拍卖，季玉年说道，“张晓刚的作品拍到40万时，我们都惊掉了。那个尺寸一级去拿只要20几万，成交价比画廊高出一倍。”
同时，她也讶异于中国当代艺术品的骇人涨幅与消费者的疯狂。“那时候，买画的人根本不看画，直接打包，付现金。我记得最高纪录是500万，我打电话叫银行拿了数钱的机器。”季玉年感慨道。
张晓刚《Big Family - Brother and Sister》，布面油画，80×100cm，1992年，
于苏富比香港以42万港元拍出 ，2004年
“市场成长很快，大家也热情旺盛，很多刚富起来的人互相影响，都进入了艺术市场。”李美玲补充道。“西方藏家参与较早，当时的藏家已近乎都来自大中华区。”在上世纪末，西方藏家甚至已系统地收藏了中国当代艺术。至彼时，他们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处理这些作品，捐赠美术馆，或拿上拍场，如乌里·希克，也如尤伦斯夫妇。
2011年，尤伦斯与香港苏富比和北京保利共推出了三场拍卖，包括于苏富比的“尤伦斯重要当代中国艺术收藏：破晓——当代中国艺术的追本溯源”“尤伦斯重要中国艺术收藏：蜕变——当代中国艺术的革新与演化”；保利的“尤伦斯男爵藏重要中国当代艺术夜场”。此三场拍卖为多位艺术家创下二级市场纪录，整体成交额之高自不必提。辉煌时，众人似乎都不加怀疑尤伦斯于此时离场的含义。
张培力《X？系列三号》，布面油画，180×198cm，1986年，
于“尤伦斯重要当代中国艺术收藏：破晓——当代中国艺术的追本溯源”以2306万港元成交。
曾梵志《MASK SERIES 1998 No.26》，布面油画，179×199cm，1998年，
于“尤伦斯重要中国艺术收藏：蜕变——当代中国艺术的革新与演化”以2026万港元成交。
次年，2012年，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宣布乌里·希克的1463件藏品以部分收购、部分收藏的形式，捐赠给香港M+博物馆。至此，中国当代艺术在香港拥有了近乎完整的历史脉络的呈现。这份宝贵的捐赠在2021年M+正式向公众开放时，作为重磅首展现世。
这也是香港当代艺术市场，乃至整个业态最繁华的阶段。邦瀚斯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胡伟爔在2012年离开麦肯锡投身拍卖行业，她便认为中国当代巨大的成功吸引着多方藏家，除大中华区外，香港本地与台湾藏家亦自此时开始关注该领域。黄锐彼时则已自日本回国，倡导并推动了798艺术区的建立。“香港市场真正发展是在2010年后。”他认同并指出，“有一部分资本流出，798的画廊也考虑向香港搬迁。从这时到疫情前，香港艺术市场发展得太快了。”
M+外观 ，面朝维多利亚港。
M+开幕首展“M+希克藏品：从大革命到全球化”，2021年
坠落与未来
拍卖世界如火如荼，画廊行业改天换地。2007年，季丰轩转型，不再主攻中国当代。798创立后，国际与本土画廊以及项目空间接连扎根：魔金石、北京公社、当代唐人艺术中心、长征中心、星空间、伊比利亚艺术中心……涨势优异，余不一一。现实摆在季玉年面前，季丰轩做中国当代“拼不过北京画廊，北京藏家很容易就认识艺术家了，没必要和我买。”彼时，她已研究西方艺术史多年，对于中国当代作品时常远高于西方大师价格的现象难以认同。她也无法再采用过去的经销模式——把在内地买的画带回香港卖，“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价格已高到动辄百万千万。”
这一年，她将一部分收藏送拍，一幅曾经用一万美元买到的张晓刚作品以1700多万港元成交。随后，季玉年“收手”了。
高古轩、艺术门落户位于中环的毕打行大厦。
卓纳画廊、佩斯画廊、白石画廊、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位于H Queen’s大厦。
几年后，国际画廊蜂拥而至。2011年，高古轩进驻，与紧接着到来的汉雅轩、艺术门、立木画廊等一同成为毕打行一员。白立方和贝浩登则在2012年入驻中国农业银行大厦。随之而来的是佩斯、卓纳画廊、白石画廊、豪瑟沃斯、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则在商业大楼娱乐行和H Queen’s扎根。
2013年，Art Basel有了香港版本。这座城市的生态已至成熟，专业服务也完备起来。香港不仅是亚洲艺术中心，还跃升至国际艺术交易重镇。胡伟爔首次去香港巴塞尔时，甚至发现很多没有在拍卖行买过作品的人，在同期的拍卖里拍了当代艺术品带回家。“艺博会很大规模上推动了更广阔的人群加入到购买艺术中。”她总结道。而在李美玲看来，中国当代艺术也是在同年迎来高点——曾梵志所作《协和医院系列之三》在佳士得以1.13亿港元成交。这是20年前2000美元一联的同系列作品，张颂仁的故事已成传奇。
曾梵志《协和医院系列之三》，布面油画，150×115cm×3，1992年，于佳士得香港以1.13亿港元成交，2013年
此后，香港艺术市场的热度持续，中国当代艺术品却因市场的多元化而面临竞争。消费者有更多选择，不同艺术版块被纳入这片沃土，争相抢夺藏家的注意。如李美玲所说，“时代变迁，巴塞尔、国际画廊的加入为公众打开认知。大家的口味逐渐变了。”
市场追随着藏家的口味，再到疫情的影响与当下国际艺术市场的困境，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冷静期。李美玲与胡伟爔共同的认知是，2020年后是该艺术领域的低点。后者甚至认为以拍卖行为风向标的阶段已经过去，如今情况刚好相反。背后缘由可想而知：上拍一级市场抢手的艺术家作品，对于成交是一种保障。
与画廊联手、把年轻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介绍给藏家、估价更保守，是胡伟爔认为拍卖行的几种策略。谈及今年的春拍状况与整体市场的坍缩，胡伟爔保持谨慎。但至于未来，她从不认为中国当代会被埋没，经典仍是经典。李美玲对此亦有信心，“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还会重现辉煌。国际拍行应展现在地创作，可以有一部分很国际化，但另一部分要能反映亚洲。”
孙一钿《开场》，布面亚克力，242×350cm，2021年，于永乐拍卖以299万元人民币成交，2024年
黄宇兴《万疆》，布面亚克力，200×400cm，2015年，于佳士得香港以1365万港元成交，2022年
当然，一切的起初与未来都应归于艺术，市场如何起伏，主体都是创作。纵览30余年历史，香港这片土地诞生了传奇，也直面着黯然，但它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却意义非凡。比如，当问及黄锐“星星十年”展览对“星星画会”意味着什么时，他稍加考虑就答道：“那是一段很好的时间，每位星星成员都去考虑个人的发展。十年的发酵后，我们有机会去回顾自己的道路，去思考什么值得保留，什么需要排除。”
“以及，它指导艺术家怎样与社会建立牢靠的关系。在香港，‘星星十年’能被大量媒体传播，令领域内各系统的经营者重新审阅。重要的是，它也给予了当代艺术进入市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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