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设想阐述：

2020新字体研究的想法源于“COVID-19”这个病源体给予我的一种思考方法：这个被各社会系统视作“缺陷”的词语，绕过了一切由人类设置的自命不凡的社会语法，轻而易举地将彼此断开，又将彼此闭合。我意识到这个“缺陷”之词如同一把方法的钥匙，可以启发我通过对字与词的切入与改变来回应这个突变的现实！原本约定成俗的字体被以闭合的方式重构：通过两个动词行为的“拆分”（解构）与“闭合”（重构），字与词的原意被瓦解，语义被反转！它们是后疫情时代的产物，是对当下现实的一次如影随行的转译！

 

新字体构成原则：

“闭合”结构成为新“抽象”字体形式的基本概念；而重构的字体与字体之间的大小比例则由字体本身的笔划多少与长短决定，并自洽地给出形态。依着这个逻辑推导，它们基本可以对任何的中文简体字予以替换与改变。

 

具体方法：

a.将字体的笔划拆分

b.将拆分的笔划重新以闭合的概念进行重构

 

 

《无处不在》 2019公寓空间形式，TF 芯片，纸，蓝牙音响，无线麦克风系统，有源音响 可变尺寸 

很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一部北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那种无时无刻不在全民皆兵的防守出击中与外来敌对势力进行斗争的情景让人记忆深刻。

“无处不在”这个词语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中自然地产生了。我决定将其作为本项目的标题（即主题），因为透过这个词语，能让我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却充满各种敏感边界的意识形态空间的存在。所以，我希望通过“声音”这种非视觉非物质性的介质来凸显这样一种现实语境：

在一个看似已成为过去的特殊的政治代码空间（一个曾经具有豁免权的外交公寓），却在此时此刻的现实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隐喻被重新强有力的激活了！（其实作为意识形态的空间话语形式从未离去过，哪怕只是一分钟的离开！它们原来只是以另一种形式被掩盖起来了，直到如今又再次以一种直接的立场被显现了而已）我们如何来测试与回应这样一种重现的现实？对我来说，将具有上下文关系的两个现

实事件以声音分段切割的方式随机切入本公寓空间之中（22 个声音片段），再将散落于各空间墙面上的22 个蓝牙音响以大尺寸的白色纸片加以遮挡，同时又将现场同步的声音（从这个空间中发出的任何声音，比如现场观众对空间项目的讨论声音等等），通过无线麦克风系统及有源音响切换于本公寓的空间之中与之呼应，是使其重新被凸显的一种有效途径。通过它们，碎片似的声音才能有效的显现出意识形态空间边界的那种不确定性

与不可控性……

 

A. 选择发生在国外与国内的两个相关联的现实事件，将它们分割成22 个声音片段（其中A 事件为10 个片段，中文语音；B 事件为12 个片段，英文语音），打乱前后顺序，通过扬声器随机放置于空间的各个位置之中

B．用大尺寸的白色卷筒纸将暴露于墙面的蓝牙音响遮挡

C. 将观众进入空间后产生的声音（走动声与说话声）通过无线麦克风系统及有源音响作实时同步切入，与22 个声音碎片交相呼应

 

 

《可能》 2019  钢板（表面化学氧化处理） 不锈钢板  190x308x160cm

“可能”，一个不确定的暧昧之词。在语词阅读的世界里它们是将来式的，可以滑向任何一种结果；将它作为物的形式尺度予以呈现之时，阅读便具有了可触摸的现实性与隐喻性。任何对其外观形式的改变都符合其本身的定义，因为它们都是有“可能”的。

 

 

个展《一切皆有可能》  2018  装置 尺寸可变

此次艺术家施勇在要空间的展览充满了強制性和干扰性：在展厅的两个空间的对角点，艺术家设置了一堵墙，这面墙将空间整体切割为两个物理空间。对此艺术家解释道“从A点到B点，划一条线，砌一堵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然而，当这堵墙被设定在74cm高度，即通过身体的尺度来测试当墙体高度处于跨越的临界点之时，人们必须在跨与不跨之间作出选择的那种紧迫性！它们被设定在一种不确定的暧昧状态：是要继续往上砌？还是准备停止？抑或决定拆除？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充满隐喻的现实模型。当它被置于某一个维度与语境时，它却使我们焦虑不安了：因为突然发觉一切都变得不再确定…”。

 

 

个展“将一只（）鸟从一座塔的塔顶放掉”  2018  装置 尺寸可变

本次展览创作了5件颇具侦探小说色彩的综合媒介装置，它们将与“幻觉现实”阶段（2002-2010）的两件代表作以及2015年的个展《让所有的可能都在内部以美好的名义解决》的部分作品共同呈现。如果说施勇2017年在香格纳画廊空间的个展“规则之下”更多的是用物来隐喻现实环境中个体有可能对自己身体失去控制的无奈，那么本次个展“将一只（）鸟从一座塔的塔顶放掉”则是将隐喻与现实做了叠加。两种文本交织在一起从而呈现出艺术家一种向现实主动出击的姿态。展览题目出自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巴比伦抽签游戏》。小说中一家名为“彩票”的机构制定了抽签的规则，让整个巴比伦的人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有的抽签要决定人的生死的重大事宜，有的抽签则没有明确目的，“将一只鸟从一座塔的塔顶放掉”就是文章当中一只没有明确目的的签。施勇援引该语句，并蓄意地在“一只鸟”之间嵌入了一个“（）”，从而使得一场原本看似无足轻重的抽签，一件原本稀松平常的事件，因为这个“（）” 而使鸟的身份与状态变得悬念重生。“（）”作为前缀提示着我们的关注点从放飞这一结果转移到鸟放飞前的暧昧状态。

 

 

《300个字》 2018  装置 尺寸可变 

最近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去考虑（这种状况变得越来越急迫）：如何以一种可以替代具体陈述的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艺术的立场和观念。一个不得不被改变的事实却也挤压出了另一种艺术表达的形式：一种“抽象”的叙事迷宫。只有当某个东西被掩盖或者被剥夺了可以判断的证据之后，也许你才会㥻兴趣于去追究被隐藏在字面后面的那个东西，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作品《300个中文字》中，我将发生在上海这个城市中的一个神秘事件作为了作品的切入点，并以"抽象”之名（一种在特定语境中被挤压出的表达形式），将文字描述的顺序彻底打乱，使之完全无法正常阅读。事件内容信息并末离开，字数也从未增加或减少，但作为事件的内容则被彻底抽离出了阅读现场。如同叙事迷宫中的一堆没有头绪的物证，它们正以匱名的形式迷失在了300个光色迷离的霓虹字体中，沉默、失语不知所终……

 

 

《规则之下》2017  综合装置 可变尺寸

在《规则之下》中，我试着以“暴力+修饰的组合性词汇”（拆解，切割，焊接，整形，表皮上色等）为动作和姿态消解实物本来的面目，通过现场的强制性干预和绝对性的控制来重构一种语法：一种暗含着现实维度的权力美学的形式！在这里，物件碎片作为身体的隐喻以及现场作为控制的容器对我而言重要而且必须，它们是另一种现实的转译也是身体被消失被抽象的无可挽回的佐证。

但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个绝对的规则之下却有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一个因过硬而很难切割的车轴《规则之下—E》，以及车内遗留下的根本无法切割的机油《规则之下—D》）未能按计划被切割，它们成为了计划之外的一个“缺陷”。在这里，我把它们看作是两个被悬置，被隔离的词。虽然它们仍然在规则之下，却依旧在被隔离的容器中时不时地撞击着，流动着！它们与整个现场中被切割、被重新焊接上色的物件形成了一种富有张力的对峙。很显然，它们潜在的成为了瓦解现场语法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将来式的，负载着未知的能量…..

 

作品实施计划：

A. 将一辆轿车进行拆卸，切割，焊接，整形，打磨与表皮上色。

（车子本身并非有什么特别含义，只因为它是我们熟知的日常之物而已。所以理论上任何日常性的事物对我来说均可被切割。）

B．在展览空间中，被切割的物件将被限定在1米36的高度以水平延伸的方式呈现。或者在其高度之下，一切高于这个尺寸的部分将全部被去除！

C．空间入口的高度将设定在1米36。每一位参观者在进入空间的那一刻，将不得不低头而入。

D．物件颜色将以2016年与2017年的流行色为依据

 

 

《让所有的可能都在内部以美好的形式解决》 2015综合媒介装置（共计25件）环境尺寸可变

作品《让所有的可能都在内部以美好的形式解决》是一场关于空间、物料和语言的控制与被控制的游戏。通过“抹去”、“切割”、“隐藏”等动作，艺术家将个人的真实事件以叙事性的文字形式贯穿于被处理成边角料的外表漂亮的抽象形式之中，并以铝条嵌入的方式将文字遮蔽。艺术家意在通过这种强行介入的处理形式来暗示某种特有的现实处境：对艺术家而言，真正控制我们的并非是你看得见的那个被装饰了的现实，而是那个隐藏在表面现实背后的那个隐形的现实----它们看不见却无处不在。

 

 

《一堆幸福幻想》2009 装置 尺寸可变

首先，我想问有关‘A Bunch of Happy Fantasies’作品的问题：

这是你第一个使用霓虹灯的作品吗？

S:并非第一次做。我的第一件霓虹灯作品叫《请勿触摸“请勿触摸”》。它们是一件红外线感应装置作品，当观众靠近放在地上的霓虹灯文字“请勿触摸”时，顶部吊挂的红外线感应器会即刻响起。我把它看成既是一个词又是一个物。用来呈现与探讨“权力”的终极形式。

 

为什么你选择用霓虹灯呢？你觉得这个是表达你朋友的诗篇最适合的方式吗？

 S: 与原来那种细微的，慢慢透过翻阅将文字层层展开的想象空间不同，当文字以光的视觉物（霓虹灯管）的名义与形式呈现于物理空间时，它们可以导致肾上腺素的癫升，并且可以直接将文字送抵至幻觉的顶端。就像你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被高潮了一样：一种概念的“幸福”被另一种假象的“幸福”给提前上位了。因此对我而言，用霓虹灯来呈现这类具有幻觉特征的诗歌是最合适的。

 

最初为什么你会选择这首诗来创作，继而成为你装置的焦点呢？

S：《一堆幸福幻想》这件装置作品的想法最初来自于一个主题展《甜蜜的未来》的邀请。那个阶段我对那些幻觉性的事物还依然保留着某种兴趣，而且相信“甜蜜”的指数取决于它的幻觉程度。所以我希望借用某种可以癫升这种“甜蜜”的方法来呈现这种幻觉。很自然地我想起了我朋友的诗歌了，于是便有了这个标题为《一堆幸福幻想》的这件装置作品。当然，用我朋友的诗歌创作不是为了诗歌本身，而是试图通过这个具有幻觉性质的诗歌文字来呈现我们周遭幻觉般的现实。

 

 

 

《月色撩人》 2002 装置185x142x307cm

在作品《月色撩人》中，我开始有意识地将身体的意象从原来整体性的信息中抽离出来，使他们的身份变得可疑而又模糊。仅仅截取身体局部，并通过对手脚的概念偷换与比例夸大的方式，将其置于某种“引力”之下，使你无法回避：他既站着，又趴着，被一根置于地面上的发着粉红色光芒的人造宠物骨深深地吸引着。在这根骨头内，正播放着你必须倾身贴近才能听见的如碎片般迷一样的声音（那是我从本次上海双年展酒会上录制的现场声音）。这件作品的意义在于我找到了使这种倾向的转变得以展开与深入的切入点——“一根宠物骨”。它的张力足以充分地表达我现在的观念与想法：它既是具体之物，一个实在的物体；又是一个幻觉之物，一个虚构的代名词，非常具体却无法企及。一方面概念清晰，而另一方面却又隐喻重重。

 

 

《扩音现场：一个私人空间的交叉回音》1995

当我们没有能力在一个被命名的艺术空间中去做自己的艺术时，那种现实的困境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艺术的无法割裂的一部分了。1995年的那个年代依然如此。那时，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周遭的困境，在现实的挤压中去寻找我们负担得起的艺术形式！毫无疑问，在这些负担得起的艺术形式中，作为私人空间的居所可以说是最具说服力的了。当我在这一年再次受邀参加耿建翌策划的＜以45度作为理由＞时，便决定在自己的居所中针对性地去探讨关于私人空间与个体身体间的关联与影响。我发现再没什么空间能象居所那样完美又确切地与自己的身体相对应的了。居所中每个被规划的功能性空间都对应着身体的各种需求：厨房对应着进食；洗手间对应着排泄；卧室对应着身体的睡眠；而客厅则对应着主人与亲朋好友间的交流。各取所需，它（住宅）构成了确保身体需求的全部对应形式。这让我好奇，并有种企图去干扰这种对应的冲动。于是，我试着在这样一种约定俗成互不干扰的空间语法中去蓄意地嵌入一个岐变的词汇，想象着一个意外入侵的病源体正以它自身的变异力去篡改整个空间的语法结构。我在每个房间都暗藏了麦克风和扬声器，并在客厅与卧室内各设置了一片透明PVC薄膜，两边均固定挤压着足以震动薄膜的低音喇叭。如此，在连续不断的开启中，整个私人空间的那种安全私密的对应系统被彻底瓦解了：朋友聊天、上洗手间、睡觉打呼、走路、拿东西、洗澡，任何由空间内产生的日常声音都会被放大，在各个空间中来回穿越，并通过颤动的低音频率被落实在震得哗哗作响的薄膜上，宛如舌苔。就象你每时每刻都被监控一样。记得有一次，一帮朋友来我家聊天，其中有位女性朋友内急，要上洗手间。于是她尴尬地请求我把住所内的扩音装置关掉。我故意对她说，这个声音装置系统是预先设置好时间的，我自己也没法关掉它。结果她只好悻悻地外出找公共厕所去了。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我为这个计划设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我必须如往常一样，在这些由各种日常声音交叉扩大所构成的空间环境中生活一个月。

这是我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一次可以这样充分地在连续720小时不间断的时间长度中去纵深探讨被异化的私人空间对身体的影响。  但出乎我意外的是，一个之前我不曾意识到的事实却在计划完成后产生了：在实施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被监控的感觉在不知不觉中似乎被渐渐忘却了。然而当最后我拔掉音响电源的一瞬间，那种突然而至的窒息般的寂静却像当初这件作品开始时所产生的感受一样叫人害怕！仿佛整个空间的声音都被屏蔽掉了！我意识到，原来一个人的所谓习惯在某种強制性的环境中，是完全可以被改变的。这让人毛骨悚然！ 

19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再来审视这件早已不存在的作品时，我惊讶地发现它从未成为过去，也从未离开过我们（这大约是我早期作品中唯一没有失效的作品）：它的针对性依然强有力地对应着今天的现实。只不过它早已不再以强行的方式介入，而是以另一种更具迷惑性力量的公共媒介形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也改变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