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题目《将一只（）鸟从一座塔的塔顶放掉》出自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巴比伦抽签游戏》。一家名为“彩票”的机构制定了抽签的规则，让整个巴比伦的人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有的抽签要决定人的生死的重大事宜，有的抽签则没有明确目的，“将一只鸟从一座塔的塔顶放掉”就是文章当中一只没有明确目的的签。施勇援引该语句，并蓄意地在“一只鸟”之间嵌入了一个“（）”，从而使得一场原本看似无足轻重的抽签，一件原本稀松平常的事件，因为这个“（）” 而使鸟的身份与状态变得悬念重生。“（）”作为前缀提示着我们的关注点从放飞这一结果转移到鸟儿放飞前的暧昧状态。施勇的工作正是建立在对于鸟儿放飞前的状态的辩证思考之上。抽中的鸟儿被从塔的塔顶放生。表面上看这无关紧要，甚至鸟儿还因为这一只签而得到了自由。可是如果它是一只还不能飞翔的雏鸟，或者本身就是一只受伤的鸟呢？这就成了整个巴比伦城的集体谋杀作品。如果本身就是一只死鸟呢？放飞的动作是否是在掩盖鸟儿已经死亡的现实呢？而最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情形恐怕将不止一次在巴比伦城的抽签游戏中上演。
 

在《QQ的幻想》和《一堆幸福幻想》中，施勇提示出所有事件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权力逻辑的存在，它可以是历史与文化的逻辑，也可以是意识形态逻辑，一切表面的虚幻背后都有权力逻辑在发挥作用。作品《让所有可能都在内部以美好的形式解决》强化了事件背后的权力逻辑存在，而且是以一种更加冷酷的姿态（存在）。作品外表光鲜亮丽，但在我们可见的现实中，包裹着另一个不可见的事实，后者引导者我们的人生和选择，却不易被发现。然而即使隐藏的再深，这个不可见的现实也会因为信息的溢出而可以被我们捕捉到蛛丝马迹并组合在一起分析，从而被揭示出来，而这正是施勇为本次展览新创作的作品。如果说2017年在香格纳画廊空间的个展《规则之下》更多的是用物来隐喻现实环境中个体有可能对自己身体失去控制的无奈，那么本次个展《将一只（）鸟从一座塔的塔顶放掉》则是将隐喻与现实做了叠加。两种文本交织在一起从而呈现出艺术家一种主动出击的姿态。施勇在盒子美术馆重现了一个“犯罪”现场，而这个现场却是一个博弈之后的结果：一方面，它是试图掩盖真相的权力逻辑遗留的现场：一架德国的三角钢琴被切割之后，七零八落的散落在空间之中，其中一部分已经被拿走；含混的话语声音时断时续，让你无法确认它们本来负载的信息；另一方面，施勇作为侦探，面对似乎毫无破绽的刑事案件，他列出犯罪事实及犯罪线索，也进行了调查，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并不知晓具体位置的地点在视频中被由远及近地反复定位……
 

德勒兹在文章《两种疯狂体制》的开头便引用了傀儡木偶师的例子，分析了其权力构成。傀儡师通过三条线操控木偶，一种是垂直的先操控木偶的重心，它不直接操控木偶的运动；另一种是“环节性的两条线”，直接负责木偶的运行，由此德勒兹总结道，“傀儡师自己的权力更多时候出现在两种线的转换点上”。权力的运作保证了“社会形态总是看起来运转良好”。在一个运转良好的机制里面，越理解并利用这个机制的主体越可以成为机制的代理人，越可以得到更多的奖赏，越可以分享自机制授予的支配其他因素的权力。不同于帝国体系下主体走向疯狂并且成为一颗解域化的粒子的风险，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主体游牧不再可能，只能与既定情境，与整个构架相妥协，否则等待他的下场只能是被新的代理人取代。而这正是施勇在新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无可避免的悲剧性：面对一个无法宣布案件侦破，也无法替受害者伸张正义的现实，一个侦探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金色梦乡》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主人公逃亡的路上不断得到来自朋友和陌生人的相助从而一次次成功逃脱。题目中的金色也来源于此，只不过对于善良的向往、对于美好的执着真的足以抵抗体制化的罪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