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喜的作品这些年不断地看到，尤其是我们中年人对他的作品赞赏有加，我是其中之一。在我们今天这个注重形式、注重外在东西的时候，刘孔喜的作品给了我们一个能够静下心来，欣赏、思考的机会。通过作品中人物那种忧郁的眼睛，略带沉迷的情绪。但是在那种灰色调之内饱藏丰富内心的作品，仍然是能够打动我们的。我想不光是我们这代人，年轻人也会从他的作品中间读出很多跟当下美术创作中间有关的东西。也许这正是刘孔喜的作品特点和价值所在。我们这代人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经历，就在于经历了共和国很多的变故。而且我们有机会在北方经历那样的生活，我想这是今天的年轻人不大容易有机会经历的，所以我们这代人有机会，通过图像的语言来表达，这跟文字表述是不一样的。我们一直在提倡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三者俱佳。我觉得今天刘孔喜的作品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外在的形式是重要的，但不是全部。思想内涵的东西是内容的一部分，它是打动人心、能够超越时空，成为好的艺术作品留存下来。以至于我们在将来几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些作品，包括那些发了黄的速写和连环画手稿，我觉得这大概就是艺术作品的魅力所在。
   
     刘孔喜非常地努力，从事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这么多年来，他是一个不张扬的人，性格中间是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并且是顽固派的一种人。这恰恰是我们那代人的特点。把他这一系列的作品排列组合在一起，刘孔喜绘画作品形象符号就非常地明晰了。

    范迪安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刘孔喜先生作为我们50年代出生的一代艺术家，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非常不寻常的岁月。他们和中国社会一起经历了动荡、曲折、发展和前进，也经历了文艺思想的动荡、起伏和今天的稳定与发展。所以，这一代人是在时代的大潮中生活，是在社会的变迁中追求艺术、研究艺术和走上创造的道路，因此对于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批中年艺术家的研究，应该说成为我们今天美术界一个新的，也是重要的课题。
   
    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并研究老前辈在整个20世纪美术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1950年代出生的一批艺术家身上，才能形成我们中国美术在20世纪延续到当代的整体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和书林、梁江副馆长并代表中国美术馆一起对孔喜先生的创作给予我们的认识，因为他当年从北京到边疆，又再度到学府最后在高校任教，他所走过的这样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始终是把自己的绘画的理想和自己所感怀的现实经历结合起来，因此，这个展览是有主题的，这个主题不是为这个展览而出的，而是他几十年的创作最终凝聚成的。所以，我觉得艺术对刘孔喜先生来说真的是一种真诚的语言和真诚的命题。
   
     他这个人非常朴实，这些年来不断有各种作品参加各种专业的展览，但是这次集中起来很好的让我们认识他艺术道路的一个一个的脚印。与其说展览是青春的足迹，我觉得同样也是刘孔喜先生的足迹，这是我对他艺术的总的一个看法。
   
    刘孔喜的艺术在今天可能会提供我们探讨一些学术问题。我初步想了一下，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从他的艺术中来发现、来思考、来讨论。
   
    第一，绘画的叙事性与造型性的关系问题。孔喜的作品和史诗般的社会经历有关系，因此，也有相当的文学性。他早年做连环画、做版画都与文学有关系，这与他在作品中也含有很明显的叙述性的因素。但是，他是用造型的语言来表达的，因此，在叙事与造型之间他处理得很好，同时他也做出了很成功的探索。
   
    第二，孔喜的艺术具有全景与主体的关系。我想这一代艺术家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从学画之初开始怀有比较大的理想，从孔喜一大批速写和素描，特别是素描中总有一种对于整个眼前现实的全景观照，这种观照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赋予画家的一种文化的眼光。但是，孔喜又是在一个感受兵团生活、感受人生变迁的过程中，找到了许多点，从而使这种全景式的观照最后落实到个体的形象的塑造上，通过个体形象形式的命运来揭示一代人的命运。
   
    第三，孔喜的作品很好的处理了语言和技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油画发展中，我们迫切的需要来解决油画的语言技巧和造型问题，而孔喜正是把坦培拉这种古典的西方技法和当代的表现结合上作出了逐步的探索。
   
     第四，是他很好的处理了创作与教学的关系。一方面他的作品有相当的数量，一方面又长期坚持下去，这种教学把创作的体会带进去，把创作中所获得的这种关于语言、造型和技巧的经验带进去，就使得他的教学是：教可以为道，授可以为技。所以，刘孔喜先生这样的艺术成就我觉得可以很好的为我们来探讨艺术家教授或者教授艺术家在我们今天美术中的作用。
  
    邵大箴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刘孔喜的作品我早就比较熟悉了，他是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画家。在文革期间在北大荒插队劳动那么多年，经过艰苦的锻炼和学画的经历。改革开放之后上大学、读学位，从事油画教育和写实绘画的创作，还曾到日本学习坦培拉的技法。他的经历令人感动。
   
    对艺术家来说，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修炼，一个是“道”，一个是“技”。“道”的层面非常重要，“道”就是做人，人的人格力量和精神追求。“技”，是要通过反复劳动、学习、研究，掌握技巧、技法。技法、技巧并不是不重要的，画史上的风格变革，有时是受技法或质材、媒介变革的推动。坦培拉不属于我们一般了解的油画，是比油画还要古老的欧洲传统绘画技法，但是在现代绘画领域，它仍然被人们采用，并赋予以新意，技法也有变化和改进。探索这种技法如何在新的条件之下发挥它的可能性，是有意义的。刘孔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对推进我国当代绘画技法的更为完善和多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精神层面即“道”的层面上，刘孔喜忠于生活、关注现实。他画那么多现实中的人，刻画劳动者的形象，态度认真，感情真挚。刘孔喜是一位很实在和很诚实的艺术家，在写实绘画里面追求表现的生动和神韵。王国维曾经讲过，他说文学和艺术有写境和造境两派，他认为造境属于想象派的画家，他说的写境不是书写，而是写实。写境的画家是写实派。造境和写境，想象和写实这两派画家并不是没有关系的，而是相联系的，写中有造，造中有写，刘孔喜是写境即写实的画家。但是他有想象力和创造性，仔细看他的画，这里面有他的精神追求。他是当代中国油画写实画派一位活跃的成员，他的审美选择和艺术追求，受到了大家的尊重。

    刘孔喜是一位有艺术才能的画家，相信今后他会在艺术创作和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水天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刘孔喜是一位具有多样艺术才能的艺术家。他曾在沈阳鲁迅美艺术学院版画系学习和任教，创作了许多功力深湛的版画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去日本深造，研究欧洲古典绘画技法，颇有心得。归国后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从教学和创作两方面深化对坦培拉绘画技法以及油画古典技法的研习所得。几年中创作出一批具有特殊美感的作品，值得美术界同行欣赏。

    “坦培拉”（Tempera）是欧洲古代画家普遍采用的绘画材料技法，它的历史和用它绘制出来的作品，其分量不在我们所熟悉的油画之下。凡•代克以前的绘画大师们的名作，大都是用坦培拉画法完成的，近现代许多名家也喜爱这种古典画法，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采用哪一种材料、技法，完全是他个人的艺术选择，但那些古典绘画技法除了材料、工艺程序的不同之外，还包含着一种艺术态度，那是由不同的生活信念和不同的价值观所决定的。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深思熟虑、从容严谨的作画方式，就是对绘画本体的高度追求超过“短期效应”的创作态度。坦培拉画法留给刘孔喜的，显然不仅仅是对一种过去不太熟悉的技法的掌握。画家的艺术趣味和他所醉心的绘画技法相互适应，相互熔铸，这是艺术家在追寻理想的表现方式时常常出现的现象。

    坦培拉画法在不同的画家手中，表现出不同的效果，但它们之间也有一些相通的东西，从波提切利到怀斯，他们的作品都具有静穆、单纯之美。刘孔喜研习了坦培拉画法之后的作品，也开始带有这种静穆、单纯之美。他所描绘的人物质朴而宁静，这不仅是形象神情、动作和人物身份的特征，也是作品整体形式处理所具有的质朴和宁静。在1996年创作的《春水》（板上坦培拉）、《布兰》（板上坦培拉）等作品中，少女的神色身姿和画家运笔敷色的方式配合得十分协调。1998年创作的《红发卡》（板上坦培拉）更显示了画家艺术个性的成熟，古典绘画技法与他本人原有的艺术素养融合无间，相得益彰。这些新作使我们看到，刘孔喜在向欧洲古典绘画大师的技法和形式学习过程中，摸索到他个人的表现技巧。这些具有中国气派和现代风格的坦培拉作品，标志着刘孔喜艺术道路的新阶段。

    除了坦培拉绘画之外，刘孔喜也从事油画创作，他的油画也是融合了坦培拉画法的。他常常先以坦培拉画法完成底层塑造，再用油彩透明罩染。这种多层画法曾经是许多绘画大师采用过的方法，其中包括技艺卓绝的鲁本斯、凡•艾克和伦勃朗。他们都善于发挥不同结构的色层的相互映衬，使画面具有丰富而微妙的色彩和肌理效果。从《若尔盖的小扎西》、《似水流年》（坦培拉与油画的混合技法）等作品，可以感受到刘孔喜对这种技法的成功借鉴，以及他对生活、对自然的态度，那是一种远离流行的浮躁，亲近平静的心性的精神状态。它既是潜心于古典绘画技法的前提，又是驾驭古典绘画技法的条件。刘孔喜曾说：“我喜欢面对画面，一面思考，一面幻想，一面营造绘画的意境。”这是一种令人欣羡的艺术境界，它会孕育出静穆深沉的绘画作品；这也是一种令人欣羡的生活方式，它会净化一个现代人的心灵，使一个人处于“心远地自偏”的人生境界。

    潘世勋  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
    
    西方油画传入中国已届百年，但中国画家开始了觧坦培拉和画坦培拉作品，还是近二十几年才有的事。过去我们对这个古老画种的了解介绍的都很少，存在很多误解与混乱。

    坦培拉这个古老而特殊的画法，近现代画家也用，法国的维亚尔、毕加索，俄国的谢罗夫，克罗文都画过，当今美国最前卫的意大利裔画家克利门特有大量的作品都是用坦培拉画的。我提到刘孔喜，我不谈他的作品，单单他这些年持之以恒地用坦培拉这种画法画画，用他的作品将大家不熟悉的这个古老画种介绍给中国观众，并被中国观众所喜爱，这就是一个很大功绩。

    另外，我想刘孔喜热爱和选择坦培拉画也不是偶然的，他青年时代在北大荒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以及北方黑土地的自然环境，都使他对安德鲁﹒怀斯那些描写美国西部垦荒时代的绘画产生共鸣，所以他应该是从最初受怀斯影响开始，而后在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进修，又给他提供了深入研究这种技法的机会，使他从版画家转变为坦培拉画家。

    这些年他从开始画肖像，到后来画一些比较大幅并带场面的作品，做了很大的努力。特别这批表现青春纪事的系列作品，也如怀斯一样极带感情地反映北大荒拓荒时代的一种人生轨迹，主题与技法结合得很自然很匹配，是相得益彰的。尤其那些知青的形象是表达的比较成功的。坦培拉材料快干的特点，难以像油画那样用块面塑造形体，只能用细碎的小笔触造型，优点是很适合极尽精微地描写细节，像他画的狗皮帽子、带补丁的裤子，都画的很精彩。

    张祖英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美协理事、油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我感到在刘孔喜先生的作品里反映出一种真诚，对于年轻人对美好生活追求表现的非常真切。我个人觉得对从事艺术的人来说，你经历过的任何生活都不会是浪费的，不管是多么辛苦和曲折。在你的一生创作道路中，这种生活的体验，更不会是浪费，反而有助于对生活的认识，处理得当反而是种财富，是营养。因为，无论是高兴、苦恼、痛苦都会使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更为丰富和深刻。对于刘孔喜的画和人我很是钦佩，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于坦培拉的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分析，现在全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非常少。他的创作和钻研对于我国这门专业的发展非常具有意义，他在多年来创作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对于中国油画事业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如果能从一个人的形象上升到一类人群的肖像特征，更能展现知青这个特殊族群的心灵描写，所以我觉得孔喜的探索是非常具有价值的，前景应是非常广阔的。

    尚辉  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杂志执行主编、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

    刘孔喜先生是一位从北大荒走出来的著名画家，他们这一代人和我们所知道的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代艺术家，所走过的艺术道路有许多共通的地方。刘孔喜是北京到北大荒的知青，刘孔喜的艺术创作历程，起点也首先来自北大荒。在北大荒很多美术家的影响下，首先开始版画的学习和创作，1977年刘孔喜非常幸运地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考取美术学院的学生。此后刘孔喜先生先后在鲁迅美术学院读完学士、硕士，主要从事版画艺术的学习。当时他的作品《赫哲渔乡》曾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参加了全国美展和法国巴黎春季沙龙展。他在1989年调到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993年又到日本学习坦培拉油画的技法。可以说刘孔喜先生先后从事了版画、连环画和油画以及坦培拉绘画技法和创作。
   
    回顾刘孔喜先生的艺术创作历程，从版画、连环画一直到我们看到的《青春纪事》坦培拉绘画系列，全面展示了他的艺术成就。他善于从版画的黑白处理和连环画的水墨用笔中汲取营养，这构成了他选择坦培拉技法进行艺术创作的本源。他表现得是他和他们那一代人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带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对于历史的回眸和沉思，所以他的画面里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关于刘孔喜的绘画艺术，我觉得有很多方面可以值得我们探讨，尤其是坦培拉技术在中国的研究教育和发展上还有很大的空间，也可以使我们从他的个案来研究当代中国油画发展历程。

    从“青春足迹”我们可以看到刘孔喜作为一个从知青走过来的画家，他个人的艺术经历，他的《青春纪事》实际上是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是中国当代写实油画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尤其他在坦培拉的学习、推广和借鉴方面在中国油画界有他的独到之处，别人是不可取代的。
   
    王镛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著名美术评论家

    刘孔喜先生的绘画艺术，看了之后很让人感动，也能够引发人的思考。他的绘画技法比较全面，涉猎速写、素描、版画、连环画、油画、坦培拉各个不同的画种，都有一些精品。他的速写、素描基础非常深厚，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我觉得他最值得关注和最引人注目的是知青题材的坦培拉绘画。经过了这么多年，刘孔喜可以说和那一段知青生活距离很远了，只是一种回忆。而他的作品《青春纪事》系列，还仍然能够打动我们，为什么呢？青春时代的情感，在一个人一生当中是最真挚的情感，尤其人到了中晚年，对青春时代的记忆更加强烈。当时知青生活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痛苦，也许有点痛苦、忧虑。但“少年不识愁滋味“，那种青春的迷惘和生命冲动，对美好的东西的追求向往，仍然占主流，虽然我们有艰苦也有痛苦，但是搀杂着青春的欢乐，你现在回忆起来那段生活未必都是痛苦。我记得歌德有一首小诗：“痛苦留给你的一切，请细加回味；痛苦一经过去，就变为甘美。”有人谈到现在刘孔喜的知青题材作品有唯美的倾向，把青春少女都美化了。我注意到他的画法确实比较规整，造型和线条都很干净、光滑、严谨，那种朴野、粗犷的农村生活的苦涩的味道相对来讲冲淡了，更凸显的是青春的纯真和美好，这方面被画家强化了，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想化了。不过，这恰恰符合画家现在的心境，符合他现在对那段知青生活的回忆。如果我们理解他现在是作为中年画家对青春岁月的一种回忆，一种偏重于纯真、美好的回忆，就不会产生误会，造成误导。因为现在回忆当时的一切包括苦涩都是美好的，所以我想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画家的知青题材的作品和他的坦培拉技法形式非常吻合、协调，他用这种画法很细腻地描绘他对知青生活的回忆，让人感到他的情感特别纤细、特别温柔，有一种柔情在里面。因为有一股清新、纯真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这一点跟画家的真情投入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跟他的绘画技法有很大的关系。画家运用了古典的坦培拉画法。这种古典的东西不仅是一种技法、是一种形式，还是一种精神。把古典的精神——西方古典艺术的精神同时吸收进来了，所以他塑造的人物不光是使人联想到美好的画面，我感到还有一种古典的圣洁。他塑造的人物是比较理想化的、圣洁的、纯真的、美好的形象，也吸收了西方的古典精神，这正好又符合他的青春记忆。这使他的作品成为当代中国画坛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邹跃进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刘孔喜的艺术，我想应当把他放在一个知青美术题材的谱系里面来研究。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五十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知青下乡，或者叫城里人下乡就一直在进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我发现，刘孔喜老师创作的知青题材的作品，也特别关注当时从红卫兵到知青转换的结合，这个无疑能使人们对它的回忆所带来的情感变得非常复杂。因为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红卫兵的题材叫伤痕，而表现纯知青的题材，我们基本上把它放在乡土题材这样一个层面上来看待。所以在那个时候两者是分裂的，即它们是两种题材，面对的也是两种问题，刘孔喜把知青生活和红卫兵的身份都放到作品中来叙事，我觉得这是有着知青生活经历的艺术家刘孔喜对那个时代的重新认识。这种认识，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从身份的意义上有了一种新的角度，或者说一种新的方式，它能使我们看到过去所忽略的东西。
   
    对文革中的各种事件的看法，实际上已经非常的个人化了。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我们有一种集体记忆和叙事。刘孔喜的叙事，是从他的个人经验出发，今天的生活经验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刘孔喜重新回忆历史的起点。这种叙事和用当时的知青照片来呈现公共记忆和经验是有差异的。所以，我认为刘孔喜作品中的唯美倾向并无问题，因为每个人对历史的回忆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一个纯粹的知青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的统一答案，历史是要不断解释的，就我所知并没有说知青必然是痛苦的本质定义，即便有这个定义也是后来的人建构出来的。这样来看，刘孔喜的作品里面如果有唯美倾向，我觉得也是合法的，并且是有意义的，他反映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人对知青生活的重新认识。

    余丁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艺术管理学系主任
   
    “青春足迹”或者是“青春纪事”，它本身就是一个叙事。而这种叙事对于知青题材的回忆，其实在改革开放以来，就是在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在中国美术创作当中是一个很普遍的题材，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乡土写实主义，到九十年代有很多人都在表现这个题材。刘孔喜的作品跟他们不同，以往的关于知青题材的叙事都是非常关注现实的状况，就是当时状况真实的反映。但是在刘孔喜的作品，超越了他的叙事情景，已经从原来的叙事对象的情景当中试图脱离出来，超越了这种叙事情景，去追求一种唯美的效果，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本人的艺术追求，他在技法上对于古典坦培拉技术的追求当中，会不自觉的对于古典艺术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有一种要求。我们知道坦培拉技术其实是从中世纪开始，在中世纪的宗教绘画里面，包括一直到北欧文艺复兴之前，它一直是一种主要的技法。而在宗教绘画里面坦培拉技术是用来表现宗教的神圣感或者具有某种纪念碑性质，我觉得刘老师对于技法本身的研究，导致他的作品在叙事过程当中更多的是强调对象的纪念碑特性或者是某种宗教般的神圣，而不是让自己的描绘陷入到叙事的现实主义情景当中去。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同样是表现知青题材，他从原来的叙事语境当中提炼出来，超越了这个叙事语境，我觉得这是个人的精神追求。
   
    那么跟叙事相关的问题是唯美，我们说超越叙事的语境，它所表达的是唯美的追求。而在刘孔喜看来可能美的问题或者是真善美当中的“美”的问题是艺术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他的绘画当中有三个层次的美：第一是生活当中的美在作品中的反映。第二是坦培拉的美，因为坦培拉本身的技法会造成作品表面的光泽和材料本身的美感，这在许多迷恋坦培拉技法西方的绘画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第三是精神层次的美，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追求，“寻源问道”，这个词对于刘孔喜的作品来说这个词很恰当。首先这个“寻源问道”，对于传统古典技法追源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如果用通俗的话说是真善美，用中国的语汇来说是道，道在今天看来就是自由，从海德尔的哲学里说道的真理就是自由。所以寻源的目的，从传统当中寻找创作的灵感以及对传统技法的学习和沿袭，他的根本目的是要寻找自己在艺术上的自由，刘孔喜先生已经找到了通往自由的这把钥匙。
梁晓声  当代著名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我看孔喜的画心里有感动，虽然我教的是中文，但是在课堂上我常把孔喜的画用幻灯打出来，让同学们评论。其中我强调作为学中文的学生不要看服饰画得多么细，我们主要看人物的面庞，在面庞中我们捕捉人物的表情，在所有的东西中我们关注眼睛所传达的目光。因此我觉得从画中我读到了忧郁和坚忍，而且也读到了一种类似圣徒般的圣洁情怀，我个人觉得这种情怀到我们知青后期的时候已经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了。事实上现在对于知青有一种误解，认为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我们只是怀着理想、劳动和恋爱，根本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我们下乡之后的两三年就开始思考国家命运了，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谈中国怎么办？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在知青们的脸上我可以看到忧郁，一定也包含有对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大忧郁，至少我认为我读懂了。我认为孔喜理解这代人，他的理解和我的理解是一样的，把这些都呈现出来，我觉得呈现得令我感动。
   
    马书林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馆副馆长
   
    孔喜之所以今天能够取得这么令人关注的成就，我想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孔喜对艺术的热爱，一个就是来自于他的勤奋。孔喜曾说，找到了热爱就找到了方向，找到了归宿。我觉得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感受，也是对我们年轻朋友一种很重要的启示。我觉得孔喜的绘画都是来自于真实生活的记录，所以才能感人。实际上作为艺术最后就落实到精神这个层面上，精神传达的如何，取决于艺术成功与否。孔喜作为一个知青，表现知青，作为一个北大荒的知青，表现北大荒的生活，所以他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一种真实的感受，是一种真善美的传达，是一种人文精神、理想境界的追求。通过他的绘画，用他独有的坦培拉的绘画方式。这种绘画方式和他的内心世界达到了一个高度的和谐统一，也造就了刘孔喜的绘画艺术。   

    黄河清  浙江大学教授、巴黎第一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艺术史学博士
   
    看孔喜的画，我感到亲切和共鸣，这个共鸣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
   
    我也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文革对于很多人来说差不多像地狱，有很多人把知识青年描绘成灾难性的东西。知识青年下乡并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在下乡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是被抛弃和被压迫，或者是去受苦受难，并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在比较正常的情景里面，所发生一系列跟青春有关的故事，都是值得我们回忆的。孔喜的画让我看到青春记忆，我感觉它是有一种文学性的，甚至有象征主义的。
我觉得孔喜虽然是一个北方人，但是我觉得他有南方人的细腻，有对生活细节的敏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作家和好的画家所必须的素质。孔喜对生活细节注意，并且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我相信他并不是刻意的，对他来讲是记忆深刻的。所以他之所以选择坦培拉表现技法，跟他的天性里面很细腻的性格有关，因为坦培拉是特别适合表现细腻情感的。我觉得孔喜的很多画里面既画的细腻，同时还传达出来一种情绪、感伤和惆怅，我觉得孔喜的画里面有宋词的意境。

    翁剑青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刘孔喜先生的成功除了他的艺术意志和成就的高妙之外，也有感于我们是同代人，我也曾“插过队”。他的内在情感、生活经验和艺术的情愫，我是能够设身处地地予以体察的。我觉得他的绘画在样式和技法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具有其独到的艺术面貌和美学气质。刘孔喜以他特有的形式特征和抒情性的艺术呈现，是耐人寻味。在他看来，表达青春及自然的美好、人生岁月的感叹以及艺术家个人情感及美学的追求是这批作品的首要诉求。这作为艺术家个人的理解和选择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况且他对艺术的真诚和执着的精神已足以感染观众。我想，从他对西方古典艺术的坦培拉技法的研习，以及对于北欧及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作品的研摹以及在他的教学研究工作上的探索，都对他的艺术趣味、语言方式及风格特点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因果关

    孙志钧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
    
    我跟刘孔喜是同事，也是朋友，也是同龄人，我们前后来到首都师范大学，也都有过插队的经历，后来又上大学，从事美术创作。还同时在领导班子里面共事过，所以我想谈三点。
   
     第一，我对刘孔喜比较了解，他学习坦培拉绘画技法虽然比较晚。但是他学到了比较正统的欧洲坦培拉技术，也培养了不少学生，他对于中国油画特别是坦培拉的技术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由于他对艺术的感悟和自身的艺术修养，以及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比较快的进入到坦培拉的艺术创作，并且取得今天的成就，这跟他本人的勤奋也是分不开的。他一天需要很长的时间坐在画前，一年画不了几张画，这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我觉得跟他自己的努力与坚持是分不开的。
   
    第二，这些年我在外国看了很多美术馆和博物馆，看了很多坦培拉的绘画。有一个感受，觉得中世纪的宗教题材，包括它的很多人物的肖像，我觉得它更适合于用来画肖像画，而肖像反映出人的精神状态，我觉得是后来的油画作品所达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坦培拉技术有更大的魅力，在人物的表现层次上有他独特的优势。刘孔喜用坦培拉的技术表现现代人物肖像，并且从人物的精神层面来反映出坦培拉技术的特征。
   
    第三，我个人跟他有相同的经历，也下乡很多年，也从那个时代走过来，从事艺术创作。我觉得刘孔喜的作品里面，还是很准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的精神状况。对于文革和知青的题材，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里面都反映出来了。它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就是当时的生活，在那个时代里面人性和青春同样要焕发出来。我觉得刘孔喜作品的精神层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尹少淳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美术课程标准研制课题组组长

    叶圣陶先生撰了一个对子：观钓颇逾垂钓趣，种花何问看花谁。

    观孔喜的画，我获益匪浅，快慰逾恒。它能够唤起我的体验。俄国文豪托尔斯泰说：“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并且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线条、色彩以及音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孔喜在北大荒做过知青，他将体验过的感情用绘画的形式表达出来，让我——一个曾经的知青同样体验到这样的感情，所以，我非常欣赏他的画。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会产生强烈的怀旧情绪，而且怀旧的年龄似乎在提前，在我这个年纪，怀旧的情绪是愈发强烈了。孔喜的画有一种唯美的倾向，对此我是认同的，虽然当时生活的困苦、劳动的艰辛会令我我们抱怨，但经过几十年过去的时间的过滤，现在想来那段知青生活的确是美好的，难以忘怀的。当年并不如人意的现实，被时间和记忆诗化了，美化了。在他的画里，我还看到了那个时代知青的影子——精力和体力是一生中最旺盛的，在方向和前途上却感到迷茫。这也是我们当时身心状态的写照。

    我个人的艺术趣味虽然具有包容性，但还是比较偏爱写实的作品，这是我们那个时代艺术教育的结果。

    一般的绘画在表现运动、力度或者强调大的画面构成关系时，需要忽略细节，比如马蒂斯的《舞蹈》就省俭了细节，而使得观者的注意力移向了运动和画面大的组织结构。有些作品的意涵则包含在丰富的细节之中，细节为我们的视网膜中的中央凹提供审视的对象，并引发联想和思考。孔喜的画是用细节说话的，像茶杯上的图案和文字，衣服领袖等处的磨损……都蕴含着丰富的时代气息和思想内涵。这些细节对熟悉那个时代的人是一种记忆的唤起，对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则是一种认知的激活，因为他们很难通过想象而自觉地达到这种状态。

    孔喜的画是叙事性的、情节性的，由此又令人想到了文学性，其实文学的内容也是多样的，有小说、散文、诗歌等。自然和社会都是过程，对过程的再现，只有小说是最合适的，现在则可能影视更胜一筹。诗歌（叙事诗除外）则是表达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印象、感觉、情绪和联想。所以只有叙事性或者情节性的绘画与小说比较接近。但叙事性或情节性的绘画只能定格过程的一瞬，观者只能通过常识和对文本的熟悉才能前后延展，完成过程的连贯。因此，问题就转到了画家如何选取的生活过程的瞬间了。在此方面，孔喜对当年生活的“截屏”是比较典型的，至少能够帮助像我这样的观众顺利地完成“过程”。
“观钓颇逾垂钓趣”，我看画的乐趣兴许不亚于作画者的乐趣。

    自然和社会是复杂多样的，人与人的不同在基因中就“被决定”，即使是双胞胎也存在差别，因此“和而不同”应该是自然和社会多样性的共生原则，也应该是艺术丰富性的共存原则。孔喜之与古典画法是一种选择，古典画法也成就了他。在社会和艺术界普遍浮躁的环境下，希望孔喜能够做到不“花心”，执着于自己的选择，“从一而终”，更加精进，创造出更加上乘的作品。

    “种花何问看花谁”，这也是我给孔喜先生的赠言。

    刘守安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孔喜老师的画我很喜欢。过去也看过一些。他为什么选取“知青”来表达“青春”呢？因为“知青”在“知青年代”都处在“青春”岁月。四十多年前上山下乡的时候都是正值青春年华、风华正茂。按照毛泽东所讲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这是那个年代历史的一个侧面。孔喜老师经历了那个时代，经历了知青上山下乡，我和孔喜先生是同代人，虽然具体的经历不一样，但是对生活的感受是有共同性的。

    当时每个“知青”都曾表现出狂热。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都曾认为自己“走在大路上”，那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过去也有过表现“知青”题材的美术作品，画的是锣鼓喧天，喜气洋洋，“知青”们戴着没有帽徽的“军帽”，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毛泽东关于“知青”的指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个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青”到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好象找到一个“广阔天地”，都高兴地在日记中写下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但在那贫穷落后的地方，在举目无亲的荒原接受“再教育”“大有作为”是困难的。“知青”的灵与肉的挣扎，心灵的迷惘、苦涩甚至绝望，都是不可避免的。

    青春岁月的回忆展示“足迹”，把个人的命运、经历、感受表达出来。“知青”们曾经满怀激情，但是经过若干岁月，他们仰望天空，俯瞰大地，感到无边的寂寞与无奈。孔喜先生表达了他个人的，也是那个群体的情感状态。他把个人的生活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用一种坦培拉的油画方法，既没有浓笔重彩，也不是简单勾勒，既不是冷色调，也不是热烈色调，在精细与宁静中表达“知青”的苦涩，也表达他们的迷茫。油画可以表现纵深、浓烈、立体，而孔喜先生的坦培拉绘画中人物和景物的平淡、平静、单纯与精细都恰当的反映了“知青”们特定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我觉得画家用画画写实和抒情与文学的叙事和抒情有同工异曲之妙。孔喜先生的画把叙事和抒情结合起来，把个人的经历和社会结合起来，这种表达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画家个人的经历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生活，画面中的“知青”的生活也与那个特定的“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一起。孔喜先生以他的精到和平淡，画出了具有独特性的“知青”形象，展示了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青春足迹”，这与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形成鲜明的对比。我觉得孔喜先生的画从题材画法的选择上，色调的处理上都独具匠心。他不是表达狂热，描绘热烈或悲壮，画家与“知青”都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在沉静下来之后回望过去，这种表达既是对个人青春生活的追忆，也是对逝去的时代的生活留影。

    我们看很多作家写过很多成功的“知青”生活的作品，如：梁晓声、张抗抗、叶辛、路遥等等，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些作家本人都是“知青”，他们经历了那个磨难，然后回顾那一段生活的时候与“知青”岁月拉开了时间的距离、空间的距离和心里的距离，距离产生美，把握更深刻。刘孔喜等画家是“知青”画家，他们不光画出了彩色的画面，而且能够画出思想和情感。我觉得这是他最可贵的地方。他们把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情感结合起来。我觉得他画的很唯美，且有个性。不同的作家、画家对“知青”和“知青”生活有不同的感受和认识，可以重在写青春的磨难，也可以重在写青春的美好。孔喜先生对其画有一句话做阐释说：一切过去的都变成一种美好。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不是在回味过去的苦难或者狂热，而是在平静中体味、思索过去的生活。我觉得孔喜先生的“青春足迹”画“知青”形象的作品，画出了思想、画出了情感，画出了青春的美丽与忧伤，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