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青松
艺术当随时代,亦须穿透历史。但问题往往是,现实雾霾重重,历史迷雾叠叠,世人如盲人摸象,不知身在何处,亦不知前路何往。
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像近一百年这样纷繁复杂。古今中外各种主义都被压缩在加速度的现当代时空管道中碰撞融合,跌跌撞撞奔向未来。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最为紧迫的现实是,我们不知奔向哪里。一个巨大的托拉斯怪兽,有着貌似强大的GDP生产力,却在失去路标的高速公路上狂奔。高更在约一百年前所画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哪里去?》不啻为关于人生存与意义问题的终极追问和喻言,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原地踏步,依然在追问:我们是谁?
徐松波迄今为止所有的艺术思考和创作,都在面对这个最现实又最终极的问题。在他的道问系列油画中,一个行者——玄奘,孤独地行走在大漠烽烟、长河落日的古道上,无始无终,无古无今。
整个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漫长的问道史。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并非天然自明的,需要勘破世俗,寻根问道。所以人世之外,尚有心灵、自然与信仰之境。可知可见中让不可知可知,不可见可见,方为一个完整的世界。人生而自由,也生而缺憾,然后毕其一生问道,寻求完整世界。世界历史亦然。此时此地,彼时彼地,所有人所有时刻都如行者,行进在问道途中。
历史即是道之践行。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人类文明精神发生了重大突破,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此后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之处。当时,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道德、信仰的方式来面对和阐释这个世界。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而历史又绝不是封闭固化的,而是永远在绵延生长,突破变革。欧洲文明即主要由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组成,而在此期间,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阿拉伯文明乃至儒家思想等等,都参与了欧洲文明的构建。中国古代文明以儒道为主体,外儒内法为实质,但在中古时期整体被西传而来的佛教思想所改造,自此全面更新了中国社会史、思想史和艺术史的结构。而这一变革的高峰就在盛唐。
徐松波生于河南南阳,这块有着丰厚历史积淀的沃土是他的血脉之地。他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但永远割不断初生的脐带。无论他走多远,所有的成就都来自故乡的滋养。由此,徐松波画中的母体,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大地,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范畴,而更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宏大空间。因此构成了徐松波画面中显现的张力。他画唐代的伟大与盛况,其意却在由此辐射至今的历史回望和反思。
不可见之道,应在可见之物中,却不意味着道之湮没。但是现代世界之道却完全等同于可见之物理。世界逻辑归于计算,归于功利和实用。中国传统实用伦理思想本就有此弊病,更兼近现代以来无神论思想的空降,现实社会越发成为一个工具场,人们的视界只面对眼前的肉身和欲望。世界成为荒原,就如同艾略特所言:“四月最残忍,从死了的/土地滋生丁香,混杂着/回忆和欲望,让春雨/挑动着呆钝的根。”一切历史本质上都是当代史,孔子奔走于列国传道,源于“礼失诸野”;玄奘西行求道,源于佛理谬误纷争,莫衷一是;而今,徐松波艺术问道,亦源于当下所在的荒原和废墟。由此,玄奘之行,非他一人或师徒之行,而是超越时空的求道之行。
与徐松波的成长环境有关,在这块血脉之地的历史经验上,玄奘自然而然成为他画中问道的那个符号。曾经的西行之路坎坷险绝,风雪苍茫,但也还限于自然的威力。而今的荒原却近乎全是人祸所致,野蛮生长,光怪陆离。而在当代,欲望填壑,虚无犬儒。人们在世俗消费中假想了一种精神自由的幻觉,或者干脆遗忘了精神的向度。当代艺术在今天非常稀缺叛逆精神,而这本来是立身之本。徐松波置玄奘于时空交错的荒原之上,意在强调一个独立的精神符号,纵然遇到远比当年更为艰险的旅程,他依然义无反顾,一往无前。这是一种行者精神,如那个无休无止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般。
突然,一阵劲风吹来,玄奘猝不及防,险些摔倒。无数个这样的失衡瞬间,伴随着玄奘的问道之旅。而徐松波营造的历史真实并不限于玄奘彼时,也在此时。因此,那些镇墓兽的异形更为夸张,工业化的万物有如魔邪附身,张牙舞爪,肆意妄行,整个世界混乱动荡,一片末世异象。玄奘孤独地站立在每一个异象画面的一隅,无助而坚毅。今日的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每个人都在勉力前行。徐松波画出了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镜像,观者在作为历史他者的玄奘面前才发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通过他者真正认识了自己。而那些激荡的异象场面则起到了索引的作用。
徐松波曾到访玄奘家乡,河南洛阳偃师的一个小村庄。当夕阳西下,登高远望,仿佛玄奘当年就此挥别,踏上征程。时空穿越,玄奘更是从唐代的历史深处望向了今日异化的家乡,上千年沧海桑田,乡村和自然早已成为回不去的乡愁。这种分离亦是最大的社会现实。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怅然之下,空余悲叹。
但是盛唐留在历史中的印迹更为辉煌,以至于成为后人不断回望的尺度,惊叹其繁盛、华贵、开放、大度,令后世望其项背。徐松波新的艺术创作计划在此转向了“唐风”系列。面对眼前的破碎和无序,回到完整和宏大是最自然的选择。这个意义上,徐松波展现的正是后现代之后的思考,由精神虚无转向精神重建。
更具体的工作则是历史重建、图像重建。沧海桑田,失去的不仅包括意义本真,而且还有诸多历史容貌和细节。历史真相不是空谈出来的,更多的需要在实践中求真知。徐松波这时候不仅作为艺术家,而且作为图像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工作。他详尽查考文献与出土图像,从各种琐碎的细节入手,还原最大的历史真实,力图在绘画中重建完整的历史情境。他甚至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射箭手。最后呈现的不是各种枯燥的考古数据,而是一个个有温度有情感的唐代骑士的形象。
徐松波重建了一个古典和理想的存在,他们生活在中国历史中少有的大国时代,优游自然,从容不迫。他们身上没有慌乱和焦虑,没有逃亡和侵犯,长河落日圆,金戈铁马休。骑射成为一种审美的生活,包括那些骏马、猎犬、华装、强弩,它们似乎在于一种仪式的意义。而这仪式,代表了心灵的高贵和尊严,彰显了唐风之精神与向度。
值得警惕的是,在后现代之后古典精神的重建逻辑中,有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论调,将目的引向了传统文化的保守。遗产若不更新,只是一些妄想的故纸堆,遑论救赎当代的异化。唐风之精神,不在保守与自持,而在开放与包容。
中国当代的古典主义绘画一直存在一个精神向度的问题,面对西方古典艺术以及汉唐古典艺术,当代古典绘画大都只能模拟图式和技术,徒有其表,因此大都沦落为高级商品行画,如所谓的“写实画派”。因此,徐松波的古典历史绘画不仅要重建唐风精神,更须远离只是躯壳的古典外衣。
分别为圣,无论在哪个时代,独立坚毅如玄奘,优游从容之唐风,都与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反省的骄横和空洞区别开来。唯有如此,历史之真相、艺术之真理,方能在当代艺术中呈现出来。徐松波之艺术志业,全部在这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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