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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永远问你，为什么要和中国政府合作，十几次采访总要一直问这一句话，我都烦死了。他就一定要非黑即白，我跟他说，我是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有一些责任和情感，很多时候能帮助这个社会越来越开放，你能做一些事情。这个国家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不一定支持现在政府的一些想法，但他们都用自己的行动在使社会慢慢地好起来，这是一种现实。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大脚印”
记者：这部纪录片去年秋季在netflix上播放，版本有什么不同？
蔡国强：导演凯文的版本是比较小资的，就是文化人、艺术人爱看的那种，节奏很慢。netflix买下之后，他们又请了洛杉矶的剪辑师剪，剪了节奏更快的一版，当然这个版本也是征得导演同意的。这次上影节放映的是在netflix版基础上修改的版本。
在美国白宫墙外创作的《红旗》
记者：观众在现场看和用影像看您的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蔡国强：就相当于能做爱和看AV的不同，这谁都知道，那个现场紧张的感觉和看AV的紧张是两种概念的。还有看人现场在打架，在格斗，和看武打片是两种概念。
记者：您会不会有遗憾？像天梯这种作品在现场看的人是非常少的。
蔡国强：你要理解这个世界的时空不是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么简单，哪怕看的人不多，可这个作品是在这个时空里发生的，在“天地影院”中发生，作品本身就存在，有自身的力量，人不看，鬼在看神在看。我以前还做了很长时间外星人的项目，外星人在看，做给外星人看。当你的想法这样解放后，你就无所谓了。所以人有时候不能太介意这种现实的美术系统或者是观众系统，以及这个市场，要耍开来，耍开来你就自由了。
1998年在纽约P.S.1做的《草船借箭》
记者：这部纪录片最大的看点是除了您的创作之外，多了您家庭生活的展示。
蔡国强：拍这部片子时，我奶奶、父亲都身体不好，后来都去世了。他们临终之前的这些现实对我影响还是很大，在他们去世后，反而我的绘画变成彩色多起来了，这个很奇怪，人生情感更丰富，更复杂，彩色的东西也就多了，所以这些事情都躲不过。之前是可以不用提，反正奶奶也好好的，爸爸也还可以。
记者：为什么片子选择了netflix这个平台，而不是走院线？以及这次为什么到上影节展映？
蔡国强：这些都是制片团队决定的。我是很希望人家尊重我的艺术，所以电影是人家的艺术，我就不干扰人家。要是我，就建议这个《天梯》不要展映，要参加评奖。为什么不呢？评奖这件事本身会让你思考自己，没评上也会想，那些评上的是什么呢？就认真看看吧。但他们决定不要参加评选，我也是说好，这有什么关系。人家的作品嘛，就尊重人家。
2011年在多哈阿拉伯现代美术馆Mathaf创作的《黑色仪式》
记者：那您自己的作品会去参加什么评选吗？
蔡国强：哈哈，从来没有，但我每年都要拿很多奖的。不过艺术界跟电影不大一样，反正我总是这个奖那个奖的来邀请，我总是问人家，有钱吗？哈哈，有钱最好。
记者：您还差钱吗？
蔡国强：我总感觉好像有钱的奖会比较正经。但我拿了钱就会捐赠出去。
2005年在华盛顿做的作品《龙卷风》
记者：片中有艺术评论人马文对您的现在创作提出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您怎么看？
蔡国强：我很高兴啊，艺术家已经够独裁够自私了，整个世界的资源、团队，大家都在为艺术家的梦想在服务。如果大家不说真话，都是拍他马屁，这不就制造了艺术腐败嘛。我看现在艺术就够腐败的，艺术家也够腐败的。另外，周边的人可以接受访谈这么正式地谈你的过去和今天，能说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某种意义上已经说明你这个人做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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