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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炎：我是我的敌人
时间：2020年06月06日 作者： 来源：ARTDBL 打边炉ARTDBL
ARTDBL：当古根海姆找到“新刻度小组”谈展览项目的时候，“新刻度小组”却选择了解散；当一家纽约画廊欲要以大价格经营“新刻度小组”的手稿时，你们销毁了历时八年的全部手稿。多年回过头看，当时的“拒绝在场”影响和塑造了一个艺术家怎样的艺术人生？
王鲁炎：当年“新刻度小组”在面对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到访时宣布解散，面对纽约画廊合作意向时决定销毁全部原作属性手稿的举措，是因为小组规则和价值观，而不是策略性的决定。但是，正如颠覆既有艺术经验的艺术势必导致新的经验产生，取缔权利的行动必然会形成新的权威一样，如果“新刻度小组”的“解散”和“销毁”是有效的，其结果也同样会走向与其动机相反——其去意义的行为势必产生去意义的价值。“新刻度小组”当年试图以自我销毁的方式彻底离场，这却导致了它在解散了25年之后，至今一直在场，这是“新刻度小组”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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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刻度小组”左起：王鲁炎、陈少平、顾德新，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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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刻度小组”手稿复印件，1991
ARTDBL：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历程当中，你的重要性和你“在关键时刻的缺席”叠加出别样的意味。“边缘”和“缺席”是否可以理解成是你对于“大家积极要介入的”的那个艺术现场的立场和判断，你的针对性是什么？
王鲁炎：其实“缺席”也是“在场”，即便那些彻底放弃了艺术的艺术家，也会以不断被人们提起的方式在场。在“新刻度小组”于1995年解体之后，我创作了向前骑时向后走的与目标背反的《W自行车》，其后的很长时间里很少参加展览，作品大多止步于草图。其原因可能是继“新刻度小组”之后，我的艺术价值观仍然趋向纯粹与绝对，其另类的艺术价值观，也相距潮流甚远，这使我在看展览时经常产生因自己不在其中的庆幸。
我一向喜欢与主流和体制保持距离的边缘，认为边缘是加冕在纯粹性艺术家头上的桂冠。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价值观，其主要缘由可能来自于我从未进入过艺术院校的业余艺术家身份。但同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只要艺术家足够努力、真诚且智慧，其创作就会在交流语境中生效，渐从边缘步入主流。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艺术史不断演绎着这一点。那些反艺术的艺术家进入艺术史，反博物馆体制的艺术被博物馆收藏。无数的案例无不证明针对性的艺术家最终会走向相反，成为被针对的对象。
我尽可能不去针对外在对象，而是针对自己。在我看来，自我是由无数他者构成的“他我”，因而针对自己即是针对内在的他者。我并不惧怕而是期待自己成为被针对的对象，因为那将是一个被自己针对的另一个“自己”。
ARTDBL：你强调的规则、技术和理性，和当前的科技艺术的算法和技术理性之间，有什么相似或相反的地方？
王鲁炎：科技艺术与技术理性的基础基于实用，艺术理性与规则的基础基于非实用性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性。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经验范畴，所对应的上下文、价值判断以及评价标准有着本质区别。
ARTDBL：作为艺术家，你有敌人吗？
王鲁炎：试图实现自我超越的艺术家都会有敌人，而敌人就是艺术家自己。我对每一阶段的“自我”仅抱有短暂的自信，因为，身处知识、经验以及社会规则中的“我”，是潜入了无数他者的“我”，且以“自我”的假象实施着他者方式的思考与言行，无时无刻不以“自我”欺骗着我。我是别人的他者，因此我非自我；别人是我的他者，因而他非他者。人们只能在非我的状态中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对于自我的质疑，实际上是对内在他者的质疑，这就是为什么质疑他者的目光最终会转向自我的原因。
许多艺术家绝对信任和听从自我的召唤，并没有察觉到在“自我”的召唤中隐藏着他者的声音。我持续性选择悖论这一困境进行创作的原因，就在于自我在面对悖论中的提问时无法回答，或者其回答会被后一个必须做出的回答所否定。“我”是我的敌人，悖论则可以将其消灭。
ARTDBL：这些年来，你是否有一个死磕的问题？
王鲁炎：无限倒退的悖论问题，是一个无期且无解的问题。
ARTDBL：最后我也做一个假设。假设要为你个人传记拟一个标题，你给作者的建议是什么？
王鲁炎：走向相反。
